礼治方面，西汉作为中国封建制度的第一个鼎盛时期，政权稳固后几乎全面恢复了礼治，尤其是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得到空前重视，董仲舒提倡礼教、等级观念，提出了“《春秋》决狱”、“论心定罪”的司法工作原则，法治被极度冷落，他建立的“三纲五常”秩序观点，成为封建立法的根本原则。东汉瓦解后，两晋和南北朝时政权分别出现一定稳定期，礼治的种子遂再次发芽，晋代统治者认为“礼治”是法制的灵魂，立法及执法效果之优劣，完全系于礼，因而“纳礼于律”，礼成为法的指导思想， 南北朝统治者“八仪入律”、“官当入律”，进一步加礼于律，法治思想再次被排挤。
　　3、隋唐时期。隋再次经历了南北朝的战乱，自然需要司法稳固自己的统治。隋文帝杨坚589年统一中国后，表达出一定的法治思想，他主持重新修订了《开皇律》，重视法制建设，要求官员要通晓法律，依律办事。但隋文帝晚年猜疑心加重，不再依法而治，成为一个立法又毁法的典型。其后世隋炀帝更是施行暴政，二世即亡。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鼎盛时期，也是封建立法的最完备阶段。《唐律疏义》是当时世界上影响非常大的法典。但唐代并非一个完整意义的法治国家，仍然存在礼与法的冲突，只是相对柔和一些。原因是唐统治者在立法时，较好地把礼治思想贯穿进了法治之中，把礼的思想用法规的形式表达出来。如《唐律》中《律疏名例》篇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德礼与刑罚之间的关系是“本”与“用”的关系，即根本与辅助、主导与派生的关系，法治被摆在了派生位置。 唐在立法技巧上把礼与法之争做了较好化解，但思想上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止，如魏征提倡“法贵宽平”，主张依法科罪，“不严讯，不旁求” ，后世的韩愈则主张礼法兼用，德礼为先，重在治心，白居易则提出中庸观点“刑礼迭相为用”，礼治与法治仍在斗争之中。
　　4、宋元时期。宋统一了战乱的五代时期，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宋代的法律，从形式上基本延用《唐律》，但在司法实践和法制思想上，礼与法的斗争也始终未曾停止过。宋初王安石积极推行法治，主张完善法度，反对《春秋》决狱，设置了律学并积极培养法律人才。但与王安石同期的司马光则坚决反对变法，他提倡一切从旧制，强调恢复礼治。二人迭相执政，代表各自的政治集团进行斗争，其过程其实也是礼与法的斗争过程。之后的朱熹，被称为“集诸儒之大成者”，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主张“义理决狱”，以“三纲五常”为断狱听讼的原则，他继董仲舒之后将儒家思想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思想，使礼治在中国法治中地位得到进一步扩张。

第 [1] [2] [3] [4] 页 共[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