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曾经有一度做的比较好。谈品牌、谈商业运作必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频繁更迭，就是大家在反复地博弈从而达成自律和诚信。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拿1994年联赛刚刚开始时的名单和现在的中超名单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一样的，中间也更迭过无数次，原来的投资人都已经不在了。做一年就换了东家，这就是短期行为，还没有来得及去形成和建设品牌就已经发生更迭了。
　　记者：您刚才提到有一段做的比较好，您能说一说这个具体的情况吗？
　　韩：是有一段时间做的比较好。象北京国安，会开发自己的产品，会有球迷的组织，张路还带着一船的球迷渡海到山东去给球员加油助威，气氛很融洽，那些球迷也确实很喜欢国安，打出了“胜也爱国安，败也爱国安”的口号，就是家乡的人爱家乡的队伍，不管你成绩怎么样就是支持你，这已经有点国外俱乐部和球迷之间的这种感觉了。上海申花在这方面做得也不错，有“蓝魔”，有自己的拉拉队，有自己的产品。曾经有一段中国的球市是非常好的，一些人应该深刻检讨，他们把这个球市做砸了。在95、96年的时候，中国的球市比现在的“超女”都要火。比如四川全兴发行套票，在发行前三天大家就开始排队去买票，带上凉床、凳子等物品，全家人轮流排队；或者是花钱雇民工帮自己排队。当时那种套票简直是最珍贵的送人的礼物了。当时在四川的女球迷中有一句话是“生娃要生小姚夏，嫁人就嫁魏大侠”，姚夏和魏群是当时她们最喜欢的两个球员，说明当时的球市的繁荣程度。
　　 记者：以前的球市曾经那么火，与现在简直是鲜明的对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韩：主要是这种氛围和运行的机制的问题。投资人出了钱，出了力，却对联赛没有表决权，主要的权力是控制在足协的手中。投资人的感觉是，即使我没有主导权，但至少应该有一些投票权，比如说我们的冠名权转播权卖给谁、怎么卖、卖多少钱、卖了钱怎么分。但是他们没有这些权力，所以大家就各怀心思，没有形成一个合力。当然也不是说由俱乐部主导就能搞好中国足球，但是至少应该有一些权力。足协的那些规则和章程都是足协自己说了就可以决定的，俱乐部代表只能列席足协的会议，没有表决权。
　　 记者：足协的权力很大，那足协和俱乐部在收入上是如何分配的？
　　韩：门票收入是由俱乐部主导的，冠名权是由足协主导的，电视转播权实际上应该是俱乐部比较大的一块收入，可是现在中国的足球俱乐部基本上从电视转播上赚不到钱了。以前都是由央视转播，可是现在央视不买了，卖给地方台可是地方台又没有很多的钱。当年电视转播权卖给央视的时候，两者之间也有很大的矛盾，足协觉得央视在压价，没有按照市场价来付钱，两者之间争论很厉害。在争论还没有结果的时候，中国的足球已经开始滑坡了，这样央视就更不愿意出高价来买这个转播权了。体育运动的电视转播本来应该是一个双赢的事情，人们通过电视看到了更多的比赛，喜欢上更多的球星，喜欢上这个运动，赞助商就会觉得有利可图然后就愿意赞助，电视台和俱乐部就都有了进一步运作的资金，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我们国家现在的状况是假球和黑哨太多，水平太低，球迷不愿意看，赞助商一看球迷都流失了，自己的产品宣传没有受众了，也就不投放广告了，足球就失去了收入，积极性下降，质量也随之下降，球迷就更不看了，电视台也不愿意转播了，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记者：那您觉得现在中国的足球产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照上面的情况而言是要崩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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