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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况果然发生了，黄洪涛想去深圳平安，却被足协的操作程序裁判到四川全兴队；邓乐军也想去深圳平安，却被财大气粗的山东鲁能以2O1万的身价强抢回家；孙博伟想去重庆红岩，却被深圳平安接走……如果不愿意，按照中国足协的规定，今年就失去转会资格。哪一个青春韶华的姑娘愿意白白浪费一年的青春？只好听了父母之言上花轿，大有“上错花轿嫁错郎”之感！
这完全是一出“拉郎配”，90年代的“盲婚”。可能有人会讲，包办婚姻不一定过得不幸福，邓乐军在鲁能不是过得挺好吗？但仅仅几个幸福的例子就能肯定包办婚姻的丑陋吗？显然不能。
而且，球员更喜欢哪一支球队，球队更青睐哪一位球员，这完全是俱乐部和球员之间的事，是应该由价值规律去调节的。在整个中国都进入市场经济的今天，转会这一个小小环节也完全可以放心由它去，没有什么放不开的。
在中国足协所有的政策法规中，《转会细则》是一部重头戏，因为它往往要涉及多方利益，影响面较大。
1998年的《转会细则》显示了足协这样的决心：不令大权旁落。队员能够去哪一支队伍踢球构成了转会的核心，而中国足协规定这一过程要由它来完成，即由它控制整个转会。理由是：防止幕后交易。
但是，权力没有监督就会被滥用。因此，要有权力的制约和平衡。细读《转会细则》之后已很难发现有什么地方可以监督足协。足协将如此之大的权力完全抓在手中，谁又敢保证不被滥用？又有谁能保证官员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能够抗腐蚀永不沾，一尘不染呢？在《转会细则》出台以后，俱乐部与球员之间的幕后交易可能免除，但又怎样避免俱乐部与足协之间、球员与足协之间的幕后交易呢？
也许这是杞人忧天。但是法律就是建立在对人性不信任的基础上，因为人性的关系，所以才要用法律来加以规范。既然要立法，既然要体现法治而不是人治，那么就应该对所有人加以规范，任何人也不能例外。
第三，条文变更频繁，法无定法。
说到条文的修改，不由得想起《转会细则》修改速度之快令人应接不暇。自《转会细则》出台以后，真是一年一变样。居然有权威报纸说：“由于新的转会细则尚未出台，中国足协在原《运动员转会细则》的基础的作一些改动，作为1998年的转会工作准则。”似乎转会规则就应该一年一变样。
那就错了。
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法律贵在具有恒平性、长期性、可预见性，让人们能够预见自己在该项法律下行事能产生的后果，这样人们才会有安全感，才能更好地守法。法律最忌讳的就是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
当年大王涛转会引发的国安，万达争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1995年《转会细则》与1996年转会细则在关键条款上有了重大转变。这一改变完全能够产生相反的仲裁结果。诉讼双方，一方面坚持使用1995年的转会细则，因为事情发生在''95赛季。而另一方要求使用1996年的转会细则，因为新法是因为旧法规不健全而加以修改的。双方都有道理。
最后足协还是硬判了，但不知到底用的是哪一年的细则。
鉴于此，很希望中国足协能够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制定出一部分有预见性的、令人很难钻空子的转会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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