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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实行职业化以前，国人各省市都是自己培养球员自己使用，没有或很少相互交换。在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式足球模式”中，滋生出许多不良现象：练的上不了场，不练的总上场；反正我是主力队员，你得用我，于是毛病越来越多；一些老队员在国内训练时出工不出力，到了出国踢球后却非常自觉，这显然是机制的问题。
如果将球员放在市场上，彻底打破属地关系，打破人才壁垒，那就会是另一番情形。今天你是主力队员，可是明天你状态不佳马上就会被其他人所代替。潜在的危机使每个球员督促自己刻苦训练，并努力在市场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同时，人才流动对于教练寻找适合自己战术的球员，贯彻自己的执教方针提供了基础，更避免了人才的浪费。
随着形势的发展，足球人才流动己成为挡不住的历史潮流。
辽宁队敢为天下先，最先从吉林引进姜峰，从山东引进李强，在全国引起极大的争论。当时，由于七运会的存在，姜峰的问题变得很麻烦。
姜峰1992年加盟辽宁足球，在七运会时回吉林参加比赛。
吉林教练李虎恩说，姜峰从辽宁队归来后，训练和比赛都不错，特别是在预赛时发挥出色。但是与辽宁队对阵时却表现不太好，尤其是辽宁队攻入我们的那个球，就与姜峰的站位防守有关——言外之意姜峰对辽军有“脚软”之嫌。
当时国内足坛的人才流动因为无法可依而处于自我调节甚至放任自流的状态，人才流动渠道不畅通，地区性人才壁垒难以打开，因此引发了一桩桩具有轰动效应的绿茵官司。
1993年人才流动的焦点仍是在辽宁。但因涉及的都是省内人士，双方都没有撕破脸皮把事情闹僵。
当事人之一是31岁的大连队员赵世刚，他去辽宁队踢球，采取了迂回战术。向大连队声称要去一家日本公司做事，大连队批准他离队。不久以后，他出现在辽宁队的训练场上。
而辽宁队的大连籍队员高旭因为辽宁队人才济济，马林、孙贤禄等与高旭打同一位置，高旭的机会比较少。七运会决赛的18人名单，高旭竟然榜上无名，在辽宁队夺冠后的假期，高旭已经回到了大连。
高旭说，1988年我和吕东一起人选辽宁队。当时我俩年龄最小，并且原先辽宁队中那批人中只有我和吕东升入一队。刚去时，正赶上全国甲级联赛，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在与上海队的比赛中，我一人独进2个球，最后辽宁队以3：0获胜。赛后，有人说：再过2、3年，高旭会成为辽宁队锋线上一把尖刀。我知道这是夸奖我，但也正是我要努力实现的目标。所以在以后的训练中我更自觉，更刻苦。可现在5年过去了，连个主力都打不上，我心里能没有想法吗？……假如当初我到了另外的队，尽管这个队水平、成绩不如辽宁队好，但我可以打上主力，对个人成长极有利。在辽宁打不上主力，成为国脚就更别提了。坐冷板凳的滋味最不好受。
高旭表达了许多球员盼望足球人才流动的心理状态。
转会的坚冰终于被冰面下的暗潮打破。
1993年七运会之后，转会已成为一股大潮，来势汹汹、无法阻挡。
1993年大连棒槌岛足球工作会议研究制定了有关人才交流的若干规定，适应了中国足球形势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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