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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红头文件”背后的东西
刘博士说，“目前公开的政府信息只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内容，有些涉及到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文件是不能公开的。要公开的是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需要老百姓贯彻执行的文件。”“公开部分政府信息的确能为人们提供很多便利，这也是阳光行政的必要，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但同时，我们也应关注这些‘红头文件’背后的东西。‘红头文件’中的修辞与百姓生活中的语言存在着相当的距离，普通民众理解这些文件的内容上有相当程度的障碍。”“我们对在这一点应该有冷静的认识。现在部分人热心于国际接轨，一味鼓吹、造势‘红头文件走下神坛’的做法值得商榷。”
他接着说，“我同意你刚才提到的‘红头文件’背后的部门本位以及利益格局，这也是我要说的第二层含义。”“原来计划经济时代，行政审批占据了‘红头文件’相当的比例。行政审批是资源配置的主要形式，掌握行政审批权的部门从中会有很大的‘寻租空间’。随着市场导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以行政审批配置资源的方法正受到来自于市场的挑战。市场经济本身要求自由、公平的竞争机制。”刘博士接着举例说到，“以政府采购为例，一些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提高技术门槛，实质性损害了竞争，给一些企业的产品进入政府采购市场带来障碍。微软比尔·盖茨前不久中国之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打开中国软件的政府采购市场，而打开这一市场免不了要在‘红头文件’上做很大的文章。”“比较可行的办法是让这些‘红头文件’逐步的接受公众舆论的监督并将之纳入法律规范领域，最终实现法治化。”“在这一进程中，要反对那种热炒‘红头文件应否司法豁免’的倾向，那样做无助于我们深入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
行政措施的实施机制尚需完善
对全国其他地方公布部分“红头文件”后的效果，刘博士向记者介绍到，“从各地反映的情况来看，群众的反映还是很积极的。”“但由于存在上述问题，‘红头文件’的答复、解释和出现问题的解决机制上不完善，如果这些工作不尽快做到位，很有可能令行政机关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所出现的问题，也会更加促使政府在出台相关的措施时，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和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等多种形式，深入调查，在源头上减少‘红头文件’的失误。”
刘博士进一步指出，“今天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只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中的一部分。从操作层面讲，‘红头文件’只是政府内部行政权力划分的一种途径，现在无论是从实践还是理论上，大家都在探讨的是一种补充机制的产生。利用补充机制实现对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等权力的整合。”
与“红头文件保持距离美”符合甘肃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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