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由国家制定有关项目经济规模标准和国家重点鼓励发展、限制或禁止投资产业、产品与技术目录，对各类产业进行引导和调控，亦是国家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7]这类规范性文件主要有：《当前的产业发展序列目录》（1989年）、《关于实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经济规模标准（第一批）的若干规定》（1994年）、《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1995年）、《
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1997年）、《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第一批、第二批）（1999年）、《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环保产业设备（产品）目录》（第一批）（2000年），等等。
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2000年）中规定，制定“十五”计划，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为此，必须着重研究和解决重大的战略性、宏观性和政策性问题：（1）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2）加快工业改组改造和结构优化升级；（3）大力发展服务业；（4）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5）进一步加强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6）实现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上述指导思想将会影响我国今后的产业政策立法。
评价中国的产业政策和产业政策法，我们认为存在以下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一）产业政策法律化程度不够。这导致现实中出现诸多弊端，产业政策在具体实施中出现诸多变数，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最典型的是《
汽车工业产业政策》。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本身并不是一部法规，其内容只有指导性作用，不具有强制力，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制度作保障，对各地的约束力不大。[28]
（二）已有的产业政策法效力层次太低。中国现有的产业政策法除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是法律以外，其他的均是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相比而言，国外的产业政策法基本上是由议会制定的，以法律为表现形式，这无疑加大了产业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效果。
（三）产业组织政策法十分稀缺。上述产业政策及其法律主要集中于产业结构方面，产业组织方面的规定凤毛麟角。实际上，产业组织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必须加大力度（包括制定一些基本的产业组织政策法）才能得到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