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方面，当今媒体已不再受到政府的重大限制，个人言论也没有受到政府要求统一立场的严重威胁，关于公共事务和公众人物的辩论极其热烈，允许讨论的范围得到了极大扩展。而在早年间，情况还并非如此：当时政府提起诉讼以图直接限制媒体和其他言论者对政府的批评，并限制大量观点的表达和传播。可以理解，有关自由言论的判例想要击退这些限制。但是，今天的媒体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并且直言不讳。的确，9·11的恐怖袭击，以及随后的阿富汗战争，导致现任政府批评媒体——例如（并且令人不安的），司法部长指责媒体和其他人以民权为名“耸人听闻地”反对当局的政策，从而“帮助”恐怖分子。108 但是政府并没有采取法律措施来限制媒体的批评，媒体也仍然锋芒毕露（尽管这一受到美国公众欢迎的战争在媒体中也大体上受到欢迎）。表达自由的体制仍然需要被加强——尤其是要通过抵消媒体巨人的垄断地位，并进一步使可听到的声音多样化（但不能削弱强势媒体对政府进行真正制约的力量109）——而不是通过加强媒体侵犯隐私的自由。今天经常被严重威胁，并时而遭到媒体威胁的，正是后一种价值。在确定新闻和隐私之间平衡点的时候，关键在于，认识到何者更脆弱，何者更具危险性。
以上各种因素都有是有利于强化隐私保护的理由。但是，新闻自由不受政府侵犯是被
宪法明文保护的，而隐私免受非政府实体的侵扰则不是如此。110 只有两种思路可以使得对隐私的关注胜过媒体主张的新闻自由：（1）推论说当媒体侵犯某些私人事务时，不受
宪法言论和新闻自由的保护，或受到的保护程度有限；或者（2）推论说在特定情况下，隐私是一种很强的抗衡性利益，足以胜过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言论和新闻自由。两种思路似乎都有道理，并且它们的确是相关的。
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新闻出版自由，必须被视为主要是媒体对民主自治、公共辩论，以及制约政府权力的贡献。111 这一核心自由的内容广泛，不仅包括明显的“政治”言论，也包括广泛的“文化性”表达，因为文化表达为我们的公共生活做出了贡献，112 而且经验告诉我们，文化性审查通常都有政治动机。113 新闻自由从根本上是关于公共领域的自由，这种理解既肯定了媒体的功能，同时我认为，它也反映了这样的理念，即假若给新闻自由界定更宽，新闻自由就会和我们社会应当珍惜的其他价值——例如隐私——相冲突。这样，对隐私的考虑就被根植入对新闻自由自身的正确理解之中了。从根本上说，新闻出版自由并非是披露私人事物或侵入私人领域的自由。114 发表真相的自由是新闻自由的核心；但是关于自身的真实信息也是隐私需要保护的核心。为协调这些观点，把新闻自由理解为首要侧重于公共领域，看起来是种比较好的办法。
另一种把隐私保护纳入到
宪法分析之中的方法，就是将隐私视为一种和新闻自由相抗衡的价值。这种办法似乎可行，只要我们承认：未被
宪法明文保护的利益（此处即保护隐私不受非政府实体的侵犯）可以在某些情况下胜过
宪法明文保护的利益。115 实际上，
宪法上几乎所有的判解“检测法”都反映了这一理念，例如为了“实质性（substantial）”或者“强制性（compelling）”（但非
宪法性的）利益，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对
宪法权益加以限制。从根本上看，无论哪种方法，其任务都必须是协调对新闻自由的保护和对隐私的保护，协调公众知情的需要和个人保留隐私的抗衡性需要。这都是我们需要珍视的，而
宪法必须被解读为认可我们需要珍视的价值。当然“免干扰权会发展成对透明度的障碍，而透明度则是民主决策过程所必需的。”116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为私人领域保有一个有意义的范围，即使透明度可能会稍微促进公众审议，我们也必须对隐私的透明度进行某些限制。
基于这种考虑，“公众关注”的概念并不足以协调新闻和隐私之间的冲突。表面上看，这一概念可能看起来维持了公私之间的界限，但其实并没有。实际上，如果媒体报道只要有“公众关注”的内容便可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那么隐私将不复存在。人们总能用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声称公众了解某个“隐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和公众理解公共事务或公共职能有关。人们也总是可以这样说，一些隐私事实例证了更广的公共现象，将其公之于众会加强公众的理解。117 如果把“相关性”界定为“公众关注”就足以使报道正当化，那么人们总能找到或创造某种相关性，而对隐私的保护就将只能仰望媒体的恩典和克制。为了保护某些领域的隐私免受公开披露，我们需要发展更细致的标准，这将不可避免成为一个程度问题：隐私的程度，公共意义的程度，隐私事实和公众关注的相关程度，诸如此类。在巴尼奇案中，大法官布雷耶提出“合法公众关注”的概念，便是承认需要一个限制性的规范性判断。如果我们认识到，在这一语境下，“对待不当言论，还须以更多言论来补救（the remedy for problematic speech is more speech）”这一传统秘方已不管用，那么我们就会更清楚地明白，需要引入限制性标准。隐私披露之后，随之而来的若是更多的言论，只会对隐私带来更大伤害，而不是保障。118 如果允许媒体运用“公众关注”作为披露隐私的抗辩理由，那就意味着，要么没人会反击，要么反击将进一步损害隐私。119
我还认为，保护“隐私”实际上有助于公众辩论。关于政府官员私生活的信息很容易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不去关注他们的公务行为。公众对这些私人事务很好奇，而媒体有经济驱动去满足这种好奇心，公众和媒体交相呼应，彼此推动，但是此处基本的因素还是人性的问题，即人人都有的窥伺癖的弱点，在这种弱点下，如果有更低级趣味（prurient）的消息，公众就不再（至少是不太）关注政府的行为和政策。这不是偶然——并且只是稍微夸张地说——当媒体喋喋不休地报道关于盖瑞·康迪特（Gary Condit）众议员的性生活细节之时，他们便很少再关注鲁德曼-哈特委员会（Rudman-Hart Commission）关于恐怖主义的报告，也实际上无暇批评我们反恐措施不得力以及对恐怖袭击措手不及。加强新闻特权，并不必然导致增加公开披露，也不必然加强媒体在社会中的职能。与之相反，允许更多地报道私人事务，总是肯定会减少对公共事务的报道，并削弱政治对话。更糟的是，无论是“公共和政治话语”中，还是在对公众人物的最终评判上，随着私人事务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我们对“公共和政治话语”的理解可能会相应的发生变化。有时，强化媒体特权不仅会损害隐私这一竞争性利益，而且也会扭曲公共辩论本身。强化隐私保护将对矫正“公”、“私”领域都有所助益。120
那么，综上所述，即使媒体想要公开特定真实信息的要求受到限制，最高法院仍应当更善于接受那些保护隐私的规则。在权衡言论和隐私时，最高法院过度地倾向于保护言论。问题不仅在于最高法院所创设的这些规则，而且还在于最高法院反复“拒绝回答：对披露真实信息进行处罚，究竟是否还可能符合第一修正案。”121 该问题包含以下事实，实际上在最高法院所有涉及言论和隐私冲突的判例中，保护隐私的诉求都被驳回了。最高法院发出信号，不仅通过其创设的规则，还通过它整体的基调。
当然，如何保护隐私，首先是州和联邦立法者的事，并且在长时期内，关于隐私保护范围的不同观点“无非”是个制定法或普通法（common law）的问题。122 然而明显的是，在一些时候，制定法和普通法的侵权规则，很大受制于最高法院关于第一修正案的判例。《侵权法（第二次）重述》明确说明，起草者在制定关于隐私侵权的“示范”规则时，努力使这些规则符合现有的第一修正案的判解定则。123 如果最高法院放松第一修正案对政府的限制，使州和联邦能更灵活地加强隐私保护，那么不仅象第三章这样的规定会更有力地保护隐私，而且联邦和各州对隐私的其他保护也都将扩大。
照我看来，如果信息是非法获得的，而法律又禁止进一步披露，那么对媒体披露提出赔偿诉讼，就不违反第一修正案，除非有特别理由支持披露，则另当别论。布雷耶大法官认为，巴尼奇案中存在的对公共安全的威胁构成了特别理由，足以支持披露是合法的。他的观点可能是对的，但是，如果如此，重要的是要明确，大致而言，公布非法窃听的谈话，甚至是关于公共辩论问题的谈话，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这些信息即使含有公共内容，但也来自于一个隐私区，政府可以保护其不受媒体侵犯。尽管大法官布雷耶强调巴尼奇案涉及一个“非同寻常的”的公众关注点，并且他将“不创设一个‘公共利益’例外来限制保护隐私的一般法律规则”，但是他所举的政府可以保护的隐私的例子都很极端——“媒体公开了真正的私人事务的那些情况”，124 他似乎是在指“真正私人”的内容（其所举例子涉及性关系和离婚）。然而，如果信息为非法获得，隐私区遭到非法闯入，那么应允许政府通过制定隐私保护法，对媒体进行更实质性的限制，禁止其披露谈话内容，而不论谈话涉及的是公共事务还是个人事务。
如果信息是合法获得的，但法律试图保护隐私并阻止公开，那么第一修正案的分析就会更加复杂。我们要力求在保护隐私和不过度限制媒体之间取得平衡。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和布雷耶大法官在巴尼奇案中的那些分析很相似。125 分析的一个因素是公众关注的实质性，换而言之，也就是根据第一修正案所要考虑的新闻自由的实质性。这在部分程度上取决于引起瞩目者的身份。若是公众人物，则人们对其更广泛的生活进行关注是正当的，而媒体也必须有更大的“活动余地”来报道这样的人物，以便有效地为政治协商和民主自治做出贡献。另外也要考虑所涉及的信息的性质。关于“真正私人事务”的信息，即使涉及公众人物，也通常应当是可受到保护的。分析的第二个因素，就是侵犯隐私的深度和广度的相关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内容有关，比如报道是否涉及私密的私人品格或行为；还和所涉及环境有关，比如信息是否取自具有合理隐私预期的区域。126
宪法分析中的最后因素，是考察是否“需要”进行特定限制。除了限制发表之外，是否有其他合理的和可行的替代方案来保护隐私？是否该法律存在不恰当的甄别，表明或者政府刻意想审查某些观点，或者针对和隐私保护无关的特定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