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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关于批判的方法问题
您的风格我是很赞成的。您敢于批评别人，也不怕别人批评您。您一以贯之，且能自圆其说（个别小笔误，如“马克思主义的在天之灵”之类，乃瑕不掩玉）。这些，是目前中国的其他法学派很难做到的。
您前后的文章可能也有一些不一致，但也是正常的，是由于认识的深化而导致的结果。有些人的观点经常变，但是变化的原因不是认识的深化，而是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些人在风格上和人格上和您是没法比拟的。
但我觉得，您在方法上似乎有一些欠缺。
首先，您的文章中引用的语录太多，好象是在打语录仗。您很重视马恩列斯毛邓江的语录，但是，您注意到没有，上述作家并不喜欢打语录仗。这是我们这些做学者的应当认真学习的，不知您意下如何？
其次，您的文章往往只指出，某人的观点不符合经典著作中的某一段，而不说明“为什么不符合某一段经典就肯定不对”的问题。我觉得，这是远远不够的。批评一个马克思主义主义者，只要你指出他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一观点，无需做更深一层的分析，他就会很重视你的批评，甚至感到紧张。对于伊斯兰教徒来说，只要你指出他违反了《可兰经》，没有必要做更深层次的分析，他就会惊慌失措，汗流夹背。但是，对于非马克思主义者或非伊斯兰人，上述方法就不管用了。在目前中国的学者和读者中，马克思主义者并非占多数，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相信马列的不多了”，“中国真懂马列的人不多”。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指出某人某观点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某一观点为什么对，为什么不能违反的道理。否则，就不能说服人，尤其是青年人。
您在批评郭道晖、张文显、江平等人的文章时，基本上仅仅指出他们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您说他们的法律观是人本主义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读者会说：人本主义有什么不好？当然，您已经指出：人本主义在中国试验过，失败了，所以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好象说过类似的话）。读者会说：试验过一次就不能再试验第二次吗？科学就是要反复进行试验嘛！
第三，您只破不立，好象也是应该弥补的缺陷。我建议，您作为当代中国的著名法学家，不仅应该有属于您自己的批评性的意见和主张，更应该有属于您自己的建设性的观点和主张。比如中国的民主究竟应该怎样搞，中国的法制究竟应该怎样搞，如何防止腐败和重大决策的失误，等等，都应该发表属于您自己的观点。要知道，马克思主义法学也是要发展的，您作为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对于马克思主义主义法学的发展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啊！
第四，您似乎对有些变化了的事实重视不够。比如，您在《＜论＞与＜再论＞构建“特色法学”质疑----与张文显教授商榷》中引用恩格斯的话说：“经济地位迫使工人甚至把最后一点表面上的平等权利也放弃”。这在一百五十年前是事实，而在今天却不是事实。在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十分发达，绝大多数工人都可以不理睬资本家的苛刻条件，有能力同资本家进行平等的或比较平等的谈判，而不必放弃平等的权利。因此，您所引用的恩格斯的话来批评张文显显得力度不够。
第六，关于帽子问题。您也申明过，您是反对戴大帽子的。同时您还说过，即使有人给您戴大帽子，您也无所谓了，因为您已经退休了。但是，在您的批评性文章中，读者会感受到一些大帽子。有许多中青年法学家和我谈过这种感受。当然，您在主观上并不想戴任何人的帽子，但是在客观上却给人一种戴帽子的感觉。这是一个难题，也请求您设法予以预防。
就我个人的认识来说，戴帽子是难免的，真正严肃的学术批评难免要相互戴一些帽子。连“戴帽子”这个概念本身也是一个帽子。当张三指责李四戴别人大帽子时，其实也是给李四戴帽子。我的拙文《世纪之交的中国法学家流派》实际上也是给法学家戴大帽子的，而且有十种之多。既然如此，干脆允许大家相互戴帽子不就得了吗？当然，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任何批评都必须允许反批评，至少要允许辩解。没有这一条，就最好不要批评任何人。可以反批评的批评，帽子再大，也不会伤害人和学术；不让反批评的批评，再温柔也能置人于死地，置学术于死地。
但是，如果允许大家相互批评，相互戴些大帽子，中国的学术界不就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界差不多了吗？不就自由化了吗？这是您和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所坚决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中国的学术氛围中，批评和反批评历来都很困难，只有借重政治背景，人们才能开展批评，因此，人们一听到批评就本能的想到不能辩解的政治批判，于是就反感，就以为是戴大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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