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人对这种西奴化倾向深有体会。
我的《法律层次论》是1993年出版的，到现在已经七年了，但是，法学权威们始终视而不见，假装不知道。写文章、编教材、讲课、做报告照样将那些被《法律层次论》批评过的、明显讲不通的观点（如“法律是总称”等等）,讲得津津有味，头头是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讲的东西是西方人讲过的，是绝对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谁也批不倒。
有一些刊物自称是敢于批评西方的，但是，它们的批评无非是一些政治批判，从来不进行学术批判。这恐怕多少也与学术上的西奴化倾向有关。
我于1996-1997年撰写了一篇名叫《西方产权学说质疑》的论文，权威刊物（包括那些整天批判西方的权威刊物）一律拒绝发表。一些不权威的刊物虽然断断续续地发表了这篇文章，但是却将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最能让某些西方学者漏馅、露马脚的部分删除了。
西方学者中也有草包，怎么就不能质疑呢？即便不是草包，任何学者的学术都有一个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为什么就不能批评呢？不让对西方学者进行学术批评，当然也与西奴化的学术环境有关。
1998年夏天，我写了一篇名叫《向日葵并不向日》的文章，投了好多刊物，就是不能发表。为什么呢？因为这篇文章也批评了西方，批评了《不列颠百科全书》和《美利坚百科全书》，批评它们对向日葵的解释不符合事实。假如我要是批评中国的百科全书说错了，不符合《不列颠百科全书》和《美利坚百科全书》对向日葵的解释，那么我的文章早就发表了，早就有稿费买酒喝了。
1999年5月,我写了一篇题为《使馆事件中的国际
刑法问题》的文章，分析了北约飞机轰炸我驻南使馆的法律责任问题。《中国法学》等刊物不愿发表这篇文章理所当然，因为它一贯有自由化嫌疑。可是某些号称反自由化的急先锋的刊物也不愿发表这篇文章，就值得玩味了。不是天天要和帝国主义战斗吗？为什么连一篇分析帝国主义战争责任的论文也不敢发表呢？其实，他们同样也具有西奴化倾向，并不敢和帝国主义动真格的。他们骂帝国主义不过是吓唬老百姓而已，其目的是让老百姓躲避西方文明，变得愚昧无知，从而永运当他们的奴隶。⑧
所以，我建议您在您的文集中对西奴化的学术倾向多作一些批评，鼓励青年学者多作一些创新，多为一些天下先，为中国多争点光。
十二、关于政党制度
在政党制度问题上，我与您有一些共同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不赞成在中国搞多党制，十多年来我一直主张党主立宪制。我同情并理解那些反对多党制的学者及其理论。但是，我反对将多党制说成洪水猛兽。
搞多党制的国家，有搞不好的，如巴基斯坦；有开始搞不好后来搞好的，如菲律宾、南朝鲜；也有搞得很好的，如英国、美国。在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过渡的国家中，有过渡得很好的，如蒙古；有过渡得一般化的，如苏联；有过渡得一团糟的，如南斯拉夫。所以要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地将多党制判为死刑。
在反对多党制的中国学者和干部中，有的人是为了维护一种远大的理想，比如您张光博教授；也有一些人是因为担心多党制可能引起的动乱，如党内的一些改革派；也有一些人，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比如陈希同、王保森之流。
还有一些人担心，如果别的党在竞选中获胜上台会对共产党实施报复。共产党曾经受到过反动统治集团的残酷镇压，牺牲了许多同志，也歼灭过许多敌人，这种血淋淋的历史让人不堪回首，所以要竭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以防止悲惨的历史重演。这种心情我完全理解，但是，历史的发展表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基督教在它产生的最初三百年中，受尽了统治集团和其他宗教的迫害，所以在它取得统治地位以后，就坚决地、不惜一切代价地取缔和镇压一切异教和异教倾向，以防止广大基督教徒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这种心情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其他教种和教派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取得合法地位以后，基督教并没有受到迫害，基督徒并没有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苏共也曾经担心，别的政党一旦上台，就会像沙皇一样大批地屠杀共产党，但是在事实上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惨剧。
总之，反对多党制的人是多种多样的，陈希同、王保森之流毕竟是少数，所以，没有必要将维护一党制的人士都说成贪婪成性的专制暴君。
在主张多党制的中国人中，有些人是为了分一杯羹，也有一些人是诚心诚意地为了国家的强大，真正属于故意捣蛋的人恐怕是极个别的。所以也没有必要将那些主张或者附和多党制的人都说成妖魔鬼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