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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许多掌握了国家政权的统治集团为什么彻底垮台了呢？历史上的人民革命为什么能推翻强大的统治集团呢？这就是因为那些统治集团严重侵犯了人权，就是因为人权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具有高于政权的品性。如果国民党不是严重侵犯人权而是处处维护人权的话，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吗？恐怕是不可能的。国民党的政权表面上是被共产党推翻的，实质上却是被人权推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权确实高于政权。
在国际关系中，以人权问题上的某些差异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是不对的，国际上的霸权主义也是侵犯人权的一种表现，也应当坚决反对。但是，不能因此认为主权绝对高于人权。有些国家的统治集团只知道关起国门杀人取乐，甚至以吃人肉取乐（海地前总统杜瓦利埃就是如此，五代十国时期的中国反动统治者也是如此），而不为人民谋取任何利益，对于这样的国家，国际社会是不是坐视不管呢？是不是绝对不能干涉它们的主权呢？ 我以为应当干涉。当然， 这种干涉应当严格依照法律程序进行。
如果认为主权绝对高于人权的话，就无法解释中国政府参与在柬埔寨的国际维和行动。
六、关于选举的可靠性问题
1999年9月30日下午，您说：夫妻在一起生活几十年，相互之间也不一定完全了解，老头老太闹离婚的也多的是。难道在选举中发表几次竞选演说，人民就能了解候选人了吗？所以，通过竞选选举出来的干部是靠不住的，党的组织部门是专门考察干部的，它对干部情况的了解肯定比选民了解得多，了解得准。
以往有人反对竞选，理由都是中国国情特殊和人民的文化素质差等等，像您如此坦率地否定竞选价值的观点，我是第一次听到。
我以为，您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研究。组织部门专门挑选干部当然有优越性，但是组织干部又如何挑选呢？如果组织部门的干部是不可靠的，他挑选出来的干部又有多大的可靠性呢？
林彪差点当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如果是由林彪提拔的组织部长去挑选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结果又会怎样呢？
当然，林彪最终未能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但是，五十年以后，一百年后，共产党又如何保证极左人物（如林彪之流）或者极右人物（如戈巴契夫之流）不会成为最高领导人呢？俗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一个坏人掌握了党的组织大权，整个党和国家不都要遭殃吗？所以，提拔制不仅也有不可靠性，更有极大的风险性。当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说过，如果共产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法西斯主义的党，人民可以革命。但革命毕竟代价太大，人民负担不起啊。
在革命和选举之间，我以为，还是选举的代价小一些。选举也可能出错，但选举如果和任期制、罢免制结合起来，就可以将选举的不可靠性降到最低程度。其实人类发明任期制和罢免制的目的就是为了弥补选举的不可靠性。
资本主义国家也搞过提拔制，如拿破仑帝国时期就是如此。但是，最终还是走上了选举制的道路。我想，我国的干部制度最终也会从提拔制走向选举制。
邓小平说，要将那些群众公认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什么是群众公认呢？怎样衡量“群众是否公认”呢？最好的方法恐怕还是选举！
七、关于恶法与善法
您从法律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出发，认为任何法对于统治阶级都是善法，对于被统治阶级都是恶法。您说：“法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保护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对于统治阶级都是好的，即‘良法’，不然，它就不制定或者废除这个法律了。”
我以为，您的看法是对的，但需要作一些补充。有些法，不仅被统治阶级认为它不好，而且统治阶级中的大多数成员也认为它不好，但是却无法完善它。比如国民党的法，许多国民党人也认为它不好，应当完善，但是谁也不能公开批评，谁要是批评了，谁就是反党、反革命分子，就是共产党的走狗，就要被开除党籍，就要坐牢，甚至被杀头。所以，恶法不仅对被统治阶级是恶，对统治阶级也是恶。
那么，在统治阶级内部如何衡量法的善恶呢？就要看法律结构中有没有自我完善的机制，如果有就是善法，如果没有，就是恶法。
在今后的中国，应当保障统治阶级的组成人员（工人和共产党员）有批评法的权利，以便法律得以不断完善。比如像您这样的共产党员和法学家，就应当具有公开批评法律的权利。如果连您的权利都不能保障的话，就很难预防我们国家的法从善法变成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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