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中国法学》和郭道晖不是搞自由化的，为什么不愿意发表您的反自由化的文章呢？不搞自由化就应当反对自由化，拒绝发表您的反自由化的文章，说明郭道晖先生主持的《中国法学》在搞自由化。但是，如果说《中国法学》和郭道晖教授是搞自由化的，那么就应当发表您的反自由化的文章。因为自由化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不管什么文章我都发表，只要有读者，能赚钱，不管他是什么主义。马克思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文章能在英国发表，正是因为英国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英国资产阶级的出版商为了从读者的腰包里多掏钱，照样出版反对资产阶级的书。如果大陆学术界真的自由化了，当然是什么文章都会发表的，不会拒绝发表《影响国家安全的几个问题》这样的文章。同样道理，法学界的自由化如果严重的话，权威的法学刊物（首先是《中国法学》）也不会拒绝发表您的文章。
您的学生董和平认为法学界有严重的一言堂，这是我所赞成的，您好像也有同感。自由化和一言堂都是不好的东西，但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是不能并存的东西。有自由化就没有一言堂，有一言堂就没有自由化。为什么在您的笔下，法学界既有自由化又有一言堂呢？
二、关于双百方针和思想市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的百花和百家包括不包括非马克思主义？如果包括，就意味着非马克思主义可以和马克思主义平起平坐地进行争鸣，这似乎是一幅自由化的图景，是张文显的所谓思想市场。这是您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所不愿看到的。
但是，如果不包括非马克思主义的话，有两个问题不好解决。第一，如何防止马克思主义变成非马克思主义。一个人或者一种理论开始是马克思主义的，后来却变成了非马克思主义，比如毛泽东和他的理论就是如此。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变成非马克思主义之后，并不会自动失去统治地位，这时候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会被宣布为非马克思主义而不让参与争鸣，甚至遭受灭顶之灾。第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要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出笼，主管花园的人如何判断各种理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呢？即使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又如何服众呢？如果他的判断是错误的，又凭什么说他的判断是错误的呢？比如，您认为郭道晖的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陈桢却说您的批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究竟谁是谁非？需要实践来检验，但实践仅仅提供一个标准，而不提供检验的程序。一个完备的检验程序需要将被检验的东西公开，而公开的最好方式就是发表。如果只公开您的理论而不公开郭道晖、陈桢的理论，实践无法检验；如果只公开郭道晖、陈桢的理论而不公开您的理论，实践也同样无法检验。因为实践在检验理论的时候也需要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无比较则没有鉴别。但是，一旦允许两种对立的理论平等发表，实际上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被允许参与争鸣了。这就要出现思想市场。为了防止张文显的思想市场的出现，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未经争鸣和实践检验的前提下宣布与自己不同的理论为非马克思主义而不让发表。然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未经争鸣和实践检验的情况下宣布与自己不同的观点为非马克思主义而不让发表，就等于宣布取消实践的检验功能，这本身又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意味着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可能已经变成了非马克思主义者。
所以我以为，不让非马克思主义参与百家争鸣，其结果只能是非马克思主义一家独鸣。主持《中国法学》的郭道晖先生不正是在非马克思主义不能参与百家争鸣的原则下而拒绝发表您的文章的吗？
不让发表的文章，可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由于不能发表，人民无法知晓，无法用实践去检验它，所以谁也不敢肯定地说没有发表的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只好任凭这些没有发表的东西被扼杀。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又如何在实践中前进和发展呢？
所以，我以为，为了保证马克思主义的地位，还是要承认非马克思主义的一席之地，允许非马克思主义参加百家争鸣。否则，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就要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泛滥起来，反而淹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您的声音不是几乎被淹没吗？
毛泽东说，中国真懂马列的不多。但是，除了我刘大生以外，哪个内地学者不打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他们要参加争鸣又怕文章不能发表，就只好打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他们为自己的阴谋辩护：不让搞阳谋，就搞点阴谋。
当然，允许非马克思主义参加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就有可能面临公开的挑战。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正面的任务就更加繁重了。但是，这总比每天和各种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假马克思主义纠缠不清要轻松一些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