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时代，一个人从童生到进士，平均要报销25年。但如蔡锷28岁任协统，尹昌衡26岁任陆军学校总办，冯玉祥30岁任标统，朱德27岁任团长，都是一时之才俊。武昌首义时100多位新军人物，竟有一大半是读书人投笔从戎。从此，“出将”成为了“入相”的必经之途。直到21世纪初，军人受益集团开始让位于一批依附于市场利益的党内技术官僚。之间一百年，除了北洋时期昙花一现的“好人政府”，中国再也没有出过白衣卿相。民初有人论选女婿的标准，感叹说如今三十岁上下成功立业的，除了军人，竟是打灯笼也难找了。
　　有人称秦汉两朝为中国的第一帝国，特征之一就是武人压过文人的“军政”。军功受益集团垄断政治资源。如刘邦“白马之盟”，非刘氏不封王，非军功不封候。被称为第二帝国的隋唐，虽然也兴起于关陇军功集团。但科举制的兴起，不但抑制了贵族的世袭权力，也有效抑制了军人集团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攀升。从此1300年，除异族入侵、改朝换代之际，军功集团一直退居帝国政治结构的边缘，基本雌服在文官政府之下。但以废科举为界，近一百年中，军功受益集团重新成为了不断革命、主导国家政治的精英集团。以致民国初年，就有“军焰熏天”的说法。之后国民党偏离“选举社会”的传统，在中国史上第一次公然论证和树立了“军人训政”的政治目标。到毛泽东提出“枪杆子底下出政权”，选举社会的价值理想被彻底抛荒。废科举之后50年，军人集团在两千年中国政治史上，第一次赢得了一个赤裸裸的最高地位。
　　奏请立废科举的6大臣中，只有张之洞是进士。他原本是主张“渐废”的，但因形势逼人，最后参与了“立废”科举。除他之外的5人，全都来自军功受益集团。科举废黜之中，涌动着另一个豪情万丈的社会走向，就是军功集团对文官体系迫不及待的颠覆。废科举原本是一场单纯的“文化革命”，但国家的苦难和传统社会政治结构的解体，使它意外的成为了培育武力革命的一个契机。在20世纪军功集团的崛起和政治革命的历程中，敷衍了关键的一环。
　　
　　在科举和工商之间
　　废科举也带来一个令人振奋的社会结构变迁。除军人集团外，它也刺激了工商阶级在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兴盛起来。科举制最大的历史弊端之一，就是抑制工商，甚至断绝了工商子弟获得公职选拔的机会。社会精英以官场为商场，导致了一种以公共权力分配社会资源的“官场资本主义”，在根本上阻挡了工商文明的兴起。
　　科举被废，出现了“官不如绅”的趋向。也涌现出“欲兴民权先兴绅权”的主张。状元张謇投笔从商，令世人惊慕，显示着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开始攀升。各界商会上书讨论帝位继承人问题，组织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士绅合流，占据咨议局的要冲。显示工商集团在政治地位上的积极抗争。只可惜士大夫和革命家都是工商文明的敌人。科举不废，不可能有工商文明的崛起。但选举不来，工商精英出了狼窝，又入虎穴。依然无法摆脱被军功集团支配、抑制和流放的命运。1956年后，他们终于落入比科举制下悲惨百倍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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