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源自英国的现代文官制度，学的正是中国的科举制。其实大不一样。公职人员通常区分为政务官（领导干部）和事务官（一般公务员），也就是中国古代说的“官”和“吏”。由此观察人类的“选举社会”模式，大概有三。一是现代民主国家模式，政务官民选，事务官简选，后者接受文官制度的考核。二是中国古代模式，政务官考选，事务官简选。三是废科举之后的中国现代模式，颠倒过来，是政务官简选，事务官考选。
　　最后一种的政务官选拔方式，一路退回到了魏晋时代的“选举”概念。即由上级自由心证，“择优”提拔。既不受考选的约束，更不受民选的捆绑。废科举一百年后，我们由不算糟糕的儒家科举制，蜕变成了最糟糕的政党科举制。中国三代以来的“选举社会”理想，也被卡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历史三峡当中。两岸猿声啼个不停，千呼万唤就不出来。
　　
　　在科举和行伍之间
　　清末废科举，不但是旧学与新学的交战，更是文与武的消长。富国强兵是当时一个压倒一切的理想。同治中兴造就了一大批湘军淮军出身的封疆大吏。使军功受益集团的地位开始崛起。而废科举在社会政治结构上造成的另一个恶劣局面，就是“生员废而军人兴”。
　　甚至从清初顾炎武开始，他对科举制的批评就在文人不能救国上。所以大声疾呼，“废天下之生员，则用世之材出也”。张之洞在1898年提出“寓科举于行伍”的建议，刺激了军人职位的吸引力。他说西方国家的人民都以当兵为荣，社会敬重军人。而中国衰落挨打，就因为“士贵兵贱”，文人可以白衣公卿，军人却落入社会底层。这代表了当时非常普遍的看法。于是晚清以来，以军功入仕开始成为政坛主流。军备学堂也成为了中国一百年间政治人物最主要的出身地。甚至废科举之前，光绪朝的最后12位状元，除了张謇后来投笔从商，其他人的际遇均已非常惨淡，不再令人羡慕。
　　废科举一个直接后果，刺激了军人集团在中国史上重返政治舞台的中心。当时全国130万士绅、300万童生被迅速边缘化，全社会鄙文尚武，投笔从戎成为时代风潮。前后百年间，军人集团逐步成为主导中国社会最显赫的阶级。
　　此外，废科举在当时并未有助于教育的普及。新教育比传统教育更昂贵，于是上进的机会“和个人财富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这带来两个效果，一是刺激大量年轻人投奔军营，军事学堂的竞争尤其剧烈。湖北武备学堂当年招生120人，报名者高达4000多。二是教育普及率急速下降。和通常的俗见相反，蒙学的普及面是更大众的，而新式教育相在当时期内都是一种精英教育。19世纪末全国识字率是20％。废科举前全国有书院2000多所，学生15万人。废科举之后3年，全国中学校不过700所，学生7万余人。直到南京政府时期，中国的识字率一直都在持续下降。梁启超在1915年愤而撰文，批评20多年的现代教育“使全民不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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