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废科举的焦点是为了废旧学、兴新学。因为八股制艺的内容的确扼杀了自由的精神，公职人员的选拔与学术教育的结合，尽管造成社会结构上的开放，却扼杀了知识与思想的开放。但科举废止之后会怎样？几乎没人去做全盘的思考。所以严复叹说，“结果如何，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
如果说废科举比科举更伟大，那是因为人们心中对于“选举社会”有了模糊的新的理想和动力。伟大不是因为糟粕结束了，是因为理想得以继续。我衡量废科举对于后世的影响，也是以此节为墨绳的。那就是废黜科举究竟带来了中国“选举社会”的中断？还是激发了“选举社会”的重生？现代意义上的“选举”，专指以公民普选权为基础的投票选举制度。那么科举废，是否带来了选举兴呢？
其实科举是古代中国一个核心制度。它不单是教育制度，也是官员的养成和选拔机制。更重要的是它带动了社会与文化的整合。科举在社会结构上造就了士绅阶层，在政治上形成了精英统治和士绅自治的两元格局。科举也影响了儒家“道统”的形成，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官员始终能够坚守某种高于“治统”的价值理想。废黜科举的实质，则是这一传统社会和文化结构的瓦解。因此要走往新的“选举社会”，绝不是大办学堂就可以做到的。
一方面，学术的自由，新学的启蒙，新知识分子的产生。这一切在废科举之后的一百年如草长莺飞，进入中国史上最旺盛的时代。但政治共同体的选拔制度，却停滞在了科举与选举之间。一百年来，“选举社会”的理想失去了共识，也失去了能支撑它的新的政体平台。官员如何简拔？尽管科举早已废黜，民国以降的政治家们却始终在民选和科举之间反复徘徊。如孙文对科举情有独钟，提出“五权
宪法”，专设考试院，在考选和民选之间拉锯。而1913年孙文建中华革命党，将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元勋党员”等级数，分别对应不同权职。在近代中国首创了以政党资格审查替代科举资格审查的公职选任模式。
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前，曾经长期对官员进行国教信仰的宗教资格审查。美国独立后，特别在
宪法中禁止对公职人员进行“宗教资格检验”。而孙文开创的政当资格审查，是一种新版本的宗教资格检验，从此成为党国体制牢不可破的支柱之一。这一模式在1949年政权下一直延续到今天。科举制有助于道统与治统的两分，科举制下的官员选拔制度，是对帝国政教合一倾向的一种抵抗。但科举废黜后的官员选拔制度，却堕落成了推动政教合一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