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错，则是老先生第二点主张，把《易经》的卦名爻辞视为“汉语汉字的成因”(原话如此)，或“单音字”的起源；以为汉语是“单音语言”，全世界绝无仅有。有道是“无知者无畏”，完全不懂语言学常识(汉藏语系有多少种“单音”的亲属语言？)，还忘了历史：到底是先有汉语，还是先有《易经》？先有《易经》，抑或先有汉字(甲骨文、钟鼎文)？这种错法，叫作次序颠倒或因果倒置。
　　最后一个错，可称“大胆假设”，亦即胡适博士那句脍炙人口的“大胆假设，细心求证”的前一半。如上文分析，老先生的求证略欠细心；其实，他的“大胆假设”先已出了毛病。理由如下，也是经大学问家阐明了的：
　　从前北大中文系有位王力先生，研究古汉语的权威。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招研究生，王先生给新生讲过几堂如何做学问的课，就反对“大胆假设”。当然，大胆加细心，是学者应有的品质。不大胆探索，便难有学术上的突破，而突破通常离不开细致的功夫。但是王先生指出，做研究有个顺序，先归纳，后演绎。而假设(有待证明的结论)须得自于归纳，处于归纳的末尾；不能倒过来，先做结论，再找例证。“大胆假设”如果不是基于充分占有资料的归纳，便极易落空，或误入歧途。上述老先生的三点“大胆想法”即是一例。实际上，爱因斯坦称道的科学实验，也是一个归纳、演绎，即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如此不断往复深入的认知过程。所以我觉得王先生讲的非常好。我们做研究写文章，将来各位毕业以后办案子、处理法律事务，都会碰上这假设放在哪个推理环节才能有效论证的问题。
　　以上五种舛误，都是现在屡见不鲜的。总结一下，大致有这样几条教训，我想不仅对人文社科，对法律人也是适用的。
　　首先，法律人应该读一点逻辑学。法律工作无论实务还是理论研究都十分强调语言的严谨，即逻辑统一。因此需要训练我们的逻辑思辨，培育一种良好的职业语言习惯，这样可少犯错误。
　　其次，凡论及语言尤其词源，最好查一下专著。一些术语的来历，像“人权”“民主”“宪政”，还有民法原则“公序良俗”之类，论者喜欢追溯到外国或古代文献比如罗马法里去。那自然是不错的。但要注意一点，语词的历史不等于观念的历史。一个词在今天的用法，和它在古汉语或用它转译的某些外国术语的原意，可能有差异。语词的外壳(文字记载)与它所负载的观念之间，也未必是一对一的关系；同样的观念可用不同的语词表示，反之亦然。刚才指出的老先生的舛误，归根结蒂是出于无知----不知中国古人自有一套术语，如墨家和荀子讲的“类”(种属关系)、“故”(条件)、“理”(规律)，用于考察逻辑思维的基本范畴。也不知例如魏晋之际，刘徽作《九章算术注》十卷，“以演绎逻辑为主全面证明了《九章算术》的算法”(《辞海》刘徽条)。只是刘徽的演绎法体系或算法理论，未能发展出《几何原本》那样的严密的公理系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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