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儿再给诸位讲个笑话。解放初年，院系合并前，清华还有哲学系。大家响应党的号召学习辩证法，请了党内马列主义理论家艾思奇来做报告。当时哲学系的负责人兼文学院院长是金龙荪(岳霖)先生，中国现代分析哲学与逻辑学的一代宗师。艾思奇一上讲台先把形式逻辑骂一顿，学苏联，批它形而上学。批完，才开始讲辩证法。报告结束，金先生陪他走出会场，对他说：艾思奇同志啊，你骂了形式逻辑之后，所说的话完全符合形式逻辑，没一点错误。艾思奇道：有那样的怪事？张奚若先生在一旁扯金先生的衣服，让他别说了。金先生说：他的讲演确实逻辑性强，我在找错的思想指导下听讲，也没发现错误(参见刘培育，页9)。
你们看，连批判形式逻辑也得符合形式逻辑。同理，若想论证《易经》造成“中华文化”欠缺逻辑思维，阻碍科学进步，那论证的方法先得过关，不可混淆了基础概念。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第三个错，是老先生批《易经》，在逻辑出发点上混同了两种性质各异的关系：听说欧几里德《几何原本》蕴含了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条件，就想当然把《易经》拿来比照，论证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兴起的原因。可是《易经》无论对“中华文化”有何影响，它同中国科学发展的关系，与《几何原本》同西方科学发展的关系，是没有任何类比的基础的。轻率地用《易经》说近代科学，跟欧几里德几何作对比(报告中还提及明末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译《几何原本》)，便违反了古人总结的一条逻辑法则：异类不比。墨子讲“言有三法”，即立论的标准和演绎的法式。后期墨家的代表作《墨经》发展了这一思想，进一步探讨了归纳法和类比法。“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意谓论断须有根据、理由，并按照事物间的种属包含关系来推理(类比、归纳、演绎)和论证。“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性质非同类的事物，是不可随意比照、抽取结论(归纳)而自作主张的。
顺便说一句，类似的“比较研究”在法学界比比皆是，几乎成了论文的定式。然而比较的对象若非同类，数字和结论就毫无意义。例如，统计中国的媒体侵权官司，与美国的新闻诽谤案作对比，藉此评价媒体的言论自由。可是两国的司法程序、侵权的认定标准和学说完全不同：中国是《
民法通则》下的名誉权(含隐私保护)诉讼，不允许被告媒体直接以《
宪法》条款(如言论自由)抗辩；美国媒体则主要依靠言论自由(包括新闻自由)抗辩，故而动辄形成
宪法诉讼。这两类官司如果放一处研究，就要当心异类不比，不轻易给统计数字下结论。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还会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