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方法与法治的困境(上)——学术论说中常见的方法论错误
冯象
【全文】
今天这个题目，本来叫“法学方法与法治的胜利”。可是我想大家会抗议的：胜利什么呀，都腐败成这样子了，还说胜利！就改成“困境”了。不过下面分析完法学方法上一些常见的错误，我将证明，这些错误的层出不穷和人们对之习以为常，其实正是胜利在望的一个征兆。
我讲三个问题：一、学术论说中常见的方法论错误；二、法学方法的一般要求；三、方法论错误的结构与制度根源，及理论意义。
这几年一直有个想法，跟北大和清华的同仁说起过，如果条件许可，开一个讨论班，十来个人，每人拿一篇论文，一块儿切磋，找出方法上的不足之处和改进的办法。学术研究与写作跟一个人的思想性格、学术倾向和面对的具体问题密切相关，非常个性化，小班讨论较好。泛泛而谈，难以奏效。可是事太多，抽不出时间，就只好暂且妥协，采用今天讲座的方式与同学们交流了。
有件事我想诸位都听说过，时间是去年九月三日，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一位颇有名望的老先生做报告，题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人民网2004.12.12)。他讲了三点：一、“《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原话如此，但我们不讨论他的语病)。具体说，就是“中华文化”只懂归纳法，不知推演法(演绎法)。而归纳法源于“《易经》的精神”，如“易者象也”，“圣人立象以尽意”之类。二、“《易经》是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因为卦名如“乾、坤、讼、师”，还有“元、亨、利、贞”等爻辞都是“单音符号”。三、“《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审美观念”。这末一点是前两点大而化之的发挥，可以略过不谈。
我举这个例子，并非指摘老先生的想法“大胆”(详见下文)，更不是因为他在人民大会堂说了错话----那地方错话太多了，依循惯例，言者得享有豁免权----而是因为他错得极有代表性，恰好作前车之鉴，让后人吸取教训，坏事变好事。
我觉得这篇短短的报告里至少有五个方法错误。我们先简单分析一下，然后再回返法学。
第一个错，是企图以两项反事实的假设(“中华文化”只懂归纳而不知演绎，此缺陷可追溯至《易经》)，简单地推断某事之“无”或不发生(“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原因。这在方法论上是不成立的。让人想起过去史学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商业发达的明朝。法学界也有类似的讨论，如中国古代为何缺乏西方式个人权利的观念。结果都不了了之。什么道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