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合资格条件的股东向公司的诉讼委员会或监事会提出诉讼请求后，公司必须在收到请求之日起的30日内给予答复并做出决定：提出起诉，或是不提出起诉。上市公司应当在收到起诉请求和做出决定时分别做出披露，非上市公司应当将该等信息告知其他全部股东。公司在30日内没有做出决定的，视为不准备起诉，股东可直接提出派生诉讼。公司与请求股东达成某种协议（包括书面的和口头的）导致诉讼活动不能正式形成的，不影响其他股东依照前述程序提起诉讼请求和派生诉讼。
四、各诉讼主体的地位及职责
诉讼关系是由参加诉讼的各个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法律程序关系。在派生诉讼中，参加的当事人主要有穷尽或豁免内部救济的股东、公司企业、不法行为实施者三种。
1、股东。股东是公司的投资者，是公司利益的最终所有者。处在股东地位的任何人必然会关心公司的经营业绩，在公司由于他人的不法行为而招致损失时，股东就会间接地遭受损失，这不能不使股东感到焦急。由于公司被大股东或由其选举的董事、经理人控制，股东除非通过派生诉讼程序而不能决策由公司向侵权人诉讼索赔。派生诉讼的整个程序首先是由股东发动的，提起派生诉讼的股东在诉讼中处于原告的地位。但派生诉讼是股东代表公司向被告人主张权利，其诉权的来源和诉权本身是公司的，股东推进诉讼的全部目标是公司利益的恢复。然而，股东毕竟是两造中的一方，股东如果在诉讼中丧失股东资格，公司的利益就与他无关，学界的主流观点是，继受股东地位的人不可以继受派生诉讼中的原告地位，诉讼当归结束。在派生诉讼中，提起诉讼的股东与侵权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股东需要自己就侵权的事实和后果向法庭举证，尽管他的利益在根本上和公司的利益保持一致，但正是因为公司不愿意起诉被告人才引起了派生诉讼，因此原告股东一般很难指望公司在诉讼中对他给以支持。
原告股东得自行负担诉讼的各项费用，在有的国家还须提供诉讼担保，以供在原告方败诉时对被告及公司进行赔偿。在美国，股东派生诉讼往往案情复杂，且被认为是“寻求共同救济的集团诉讼”[1]，耗时长久，诉讼标的金额巨大，无论原告还是被告都要负担高昂的诉讼费成本。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一个由Franklinwood领导的商业调查委员会作出了关于派生诉讼对公司弊大于利的报告，导致许多州设法控制由律师和小股东合谋发动的派生诉讼浪潮。1944年，纽约州修订后的
公司法第
267条规定，如果提起派生诉讼的股东，其所持有的股份、表决权之信托证书或受益人利益所代表的股份，在公司已发行的任何种类股份的总额中不足5％，且市场价值不到5万美元的话，则要根据被告的请求和法庭的命令提供诉讼费用担保。之后，另外一些州也相继修订其
公司法，提高了进行派生诉讼的门槛，特别是派生诉讼形成为集团诉讼时，担保的费用往往超过千万美元，得由诉讼代表人和律师共同垫付，有时则由诉讼代表人垫付部分现金或流通证券，不足额由律师或他人提供担保解决。案件一旦败诉，代表人和律师自己承担诉讼费用损失，律师不仅没有报酬，而且要承担诉讼费和担保发生的费用的损失。这种规定，事实上构成了派生诉讼的另类条件，对诉讼提起人和律师合谋利用集团诉讼机制进行滥讼设置了防火墙。1993年日本将代表诉讼的受理费一律降为8200日元，标的额一律定为95万日元，结果使诉讼案件大幅上升。韩国则将诉讼标的额一律定为1000万韩元，以此计算诉讼费。日本《商法典》第267条规定，股东派生诉讼的被告提出请求并证明原告存在恶意时，法院得依被告之请求命令原告提供相当的担保。我国台湾地区
公司法也有类似的规定，且对被告减去了证明原告存有恶意的义务。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除非被告证明原告提起派生诉讼存有恶意，否则法院不能勒令原告提供担保。日本的做法应当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