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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独此也，即便是把一派学说作为指导思想，一个问题也难以回避，就是如何解读这种学说。遥想当年，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都号称宗奉马克思主义，但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很快相互之间就发生了分歧：斯大林有斯大林的理解，铁托有铁托的理解，毛泽东有毛泽东的理解，金日成有金日成的理解，而且动辄指责别人是假马克思主义，是修正主义，口诛笔伐，论战不断。谁是正宗嫡系？谁也说不清楚。这是任何理论都无法摆脱的解释学难题：理论不是一种意义固定的文本，其含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读者。打着同样名号的主张却完全可能有绝然不同的内容。
在历史学领域，我们也看得到这种名号不变情况下内容上的暗度陈仓。五十年代，我们的史学家们把马克思对于欧洲历史模式的解读套用在中国历史上，不仅仅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仅仅要发现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且也要以阶级斗争作为解释中国历史的钥匙，全然无视中国传统社会在结构上与欧洲之间的巨大差异。史学家们又把历史分期套过来，争论中国的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之间在那个时候分期，可是中国有欧洲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么？前述何炳棣教授就已经用极其扎实的史料证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历史演进“三段论”完全不能适用于古代中国（参看氏著：“华夏人本主义文化：渊源、特征及意义”，《二十一世纪》1996年2及4月号）。用教条化学说指导的历史写作和历史解释最终是鲁莽灭裂，所写著作全无历史学的价值，现在已经是架上蒙尘、读者寥寥。随着八十年代学术界的逐渐省悟，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历史学不能搞独尊一派，只有真正的百家争鸣，才能有富于活力的历史撰写。百家争鸣是什么，正是不同学派都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正是一种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上的宽容和谦逊。我们当然可以对于自家理论坚定地信奉，但是把这种信奉建立在一个有限的前提下：所有的论说都是尝试性的，都是有可能存在错误的。与自己不同的主张也可能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对同行而不同道的学者表示最基本的尊重。另一个重要前提是，学者就是学者，学术之争不能往政治上裹缠，既不应给对手扣政治帽子，也不可把自己变成政治正确的化身。
但是，我们在今天却看到了一个盛气凌人的史学家，他号称得到了真经，由于有了某一派理论作为指导，就可以“观察历史现象，认清历史发展本质，指明历史发展的方向”。他指斥别人“所叙述的历史，不是建立在研究大量、扎实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而是按照自己的好恶，随意拈出几条史料，随心所欲地作出历史评论，这样的历史评论，脱离了史料基础，只是个人感想，它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乍看吓人，却是没有根基的，没有说服力的，经不起史料鉴证的。懂得历史，才能更好地建设今天。把鸦片战争以来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明白真正的现代化道路在哪里，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会行进得更加坚实。”如此毫不谦逊，狂妄傲慢，哪里还有一丝历史学家的风纪？他口口声声说别人的研究“对青少年产生严重的误导”，可是，难道不正是这种宣称自己就是历史和真理化身的所谓历史学家用他的实际行动在误导青年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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