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2003年国务院自行废止的收容遣送条例。尽管法学界不止一次上书全国人大，要求进行
宪法审查，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反应似乎再次证实了现行
宪法审查机制的不适当。
对于较有代表性的论文，见周永坤：“论
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中国法学》1997年第1期；专著可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
宪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Marbury v. Madison, 5 U.S. 137.
对于这一点，参见笔者的“认真对待
宪法——论宪政审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中外法学》2003年第5期，第560-580页；“建立中国的法律规范审查制度——兼对修宪理论的一点探讨”，《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2期，第61-69页。
载《宪法论文集》，第500-505页。
例如见潘念之、齐乃宽：“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关于这次争论的有关文献，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资料室编：《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见周伟：《
宪法基本权利司法救济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即使在2001年的“齐玉苓案”之后，各地法院仍没有受理
宪法诉讼（如被称为“
宪法平等权第一案”的“蒋韬诉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或在判决时并不采用
宪法条文作为判案依据（如涉及公务员体检标准是否歧视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张先著诉安徽省芜湖市人事局”）。详见上书。
例如见段宏庆：“等待最高法院拆迁司法解释”，《财经》2004年第11期（6月5日），第104页。
一个例子是主张某个种族至上的种族歧视，在纳粹时期甚至产生了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悲剧。种族歧视之所以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市场，只是因为它能激起少数种族的优越感而已；一旦将“种族”分解为个体，种族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在事实面前是不堪一击、毫无意义的。
载《宪法论文集》，第48-66页，第51页。本文在此且不论“人民”至少在1954年
宪法中是一个政治性词汇，标志着“敌我”之分，而从这个带有阶级局限性的政治概念到普遍“人权”的法律概念的演变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见Lin Feng, Constitutional Law in China, Hong Kong: Sweet and Maxwell Asia (2000), pp. 12-14.
]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即可说明阶级成分论的荒谬：作为个人，“工人”、“农民”或“人民”中任何阶级的一分子都可能会犯罪，可见“人民”当中未必每个人都是
宪法应该保护的“好人”，“人民”之外也未必全部是不值得
宪法保护的“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