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法官作为具体审判案件的法官，是没有什么资格在具体案件审判中适用所谓
宪法原则的。有人可能会问，国旗案件怎么解释？很简单，在对国旗案件进行违宪审查时，其行使的职权是政治权利，而不是司法权利，是立法权利，而不是司法权利。当然，这也是美国独特的法治现实。众所周知，美国的法院在形式司法裁判权力的同时，也行使着事实上的立法权力。而在中国以及世界上多数国家中，法院的立法权力是非常有限的，根本不足以解决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利/力分配问题。胡戈的权利主张（假设在
著作权法上不受保护）如果不能通过前述两种政治过程被法律认可，就不可能合法，而如果不能合法，法官（中国的）当然就没有依据、也不可能保护其不存在的权利。而如果他的权利主张不受法律保护，当然就无法与著作权人的权利（如果存在）发生冲突。不知各位以为然否？
另外一个问题是，在我们研究权利冲突之前，我们更有必要研究权利限制。只有权利限制解决不了的问题，才可能上升到权利冲突的层面来研究。因为，如果一个权利根据法律的规定，其行使是受到法律限制的话，他就必须在这个边界内行使，当然也就不可能与其他权利出现冲突。事实上，张翔博士的“合理使用论”正是权利限制的问题，而不是权利冲突的问题。假设胡戈的艺术自由、言论自由基于
著作权法上的规定，受到“合理使用”这一权利限制的保护（也就是著作权人的权利主张必须限缩到这一边界内），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发现馒头案中的权利冲突呢？我所指出的黄色作品同样是这样的概念。如果法律明确限制这一艺术创作自由和言论表达自由的话，这样的黄色作品产生的所谓“权利”就不会与其他人的权利发生冲突。也就是说，按照
宪法的规定，你的艺术自由是受限制的，不是100%的。当然，按照前述的判断，你可以主张黄色作品的创作自由、艺术自由和言论自由权利。但是，这必须要在政治过程启动后，这样的目前非法的权利、合法的权利限制才能不受限制，受到保护。例如，美国选举权的普及就是这样的过程。
宪法上保护选举权，但对不起，妇女、有色人种受限制。你可以不停主张这一权利，但没有新的立法（注意，在美国更多地表现为法院立法）之前，妇女、有色人种就无法行使这一权利，而且即便这样的主张得到了法律的支持，从现实角度出发，受到了“权利”保护的“权利主张”也是无法溯及既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