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资委如何体现其收益权？
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国资委作为出资人，体现其收益权，应该通过董事会、股东会来提出分红要求，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表决，特别是在多元所有制的情况下，别的股东可能提出反对意见。而不是自己编一个预算，下达到企业，让企业来执行，这样的话，和过去计划经济年代的政企关系有什么不同？以上缴利润之名，让编国资委全权编制国有资本预算，结果只能是在强化国资委“老板”加“婆婆”形象的同时，进一步打压企业自主经营的空间。
九、谁更适合编国资预算？
其实，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不是个新东西，但国资委提出自己编预算确实是个新事物。1994年的
预算法里就有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的内容，作为财政预算的有机组成部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必须由政府编，不应该由作为出资人的国资委来编。国资委管的经营性资产仅仅是169家央企，金融企业的资产他管部了，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如铁路、邮政、出版机构等也不归国资委管，让他来编预算，这个预算起码从技术上讲是不完善的，残缺的。
十、国资委路在何方？
国资委一方面是监管者，另一方面是出资人，这种自相矛盾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其地位的尴尬，深陷“囚徒困境”。从2003年成立，对其的质疑就没有停止过，但其仍然义无反顾地大踏步向强势政府的目标迈进，可以说对整个国企改革的目标造成了颠覆性的摧毁，国企改革改革“路线图”越来越不明确，历史进入了新的拐点。
国企改革多年的历史表明：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我们一定要警惕郎咸平在这方面给改革思想带来的混乱。国有企业必须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关键是如何退的有效率，如何退的公平。所以，国资委的使命就是以监管者的身份确保国有产权高效、公平地退出，并用变现的钱来安置职工，补交社保欠账，让老百姓有一个踏实的未来，这才是真正的帕累托改进。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只能是退的策略，绝对不能是国资委的终极目标。
就国资委自己而言，一定要以超脱的心态，在阶段性重组国企的过程中，做大做强一部分国有企业，使其能够光荣退出，但不能把自己做大做强，国资委破解 “囚徒困境”的关键是明确自己的定位，使自己以一个纯粹的监管者的身份出现，其职责是完善法规，监督企业的经营行为，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推动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同时，旗下成立三种类型的控股公司：一是资产经营公司，作为真正的出资人履行国资出资人的职责，向国家财政上缴利润；二是是政策性的资产管理公司，负责困难企业的托管和经营性不良资产的处置，职工的安置；三是政策性投资公司，提供公共产品，负责向私人不原意投资的领域投资，弥补市场失灵。这样，就形成了国资委——三类控股公司——实体企业的监管格局。这样，国资委就以一个超脱的监管者的身份出现，避免国企改革回到最坏的纳什均衡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