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时，他为沟通归侨学生与国内学生的关系，不为人知地做了许多协调工作。在国家经济困难时，他又协助学校办起了华侨食堂，落实国家的“适当照顾”政策。当时北大的300多名归侨学生和教师，没有一个因为困难申请出国。在罗豪才留校任教和成为系、校领导后，他又在入学、工作分配、出国探亲、派遣留学人员等问题上，为维护归侨、侨眷的利益继续努力。
不仅如此，作为法律专家。罗豪才在《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制定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在他担任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领导人后，又多次以个人或党派的名义提出关于贯彻落实《保护法》。解决华侨农场、林场的困难，加强侨乡的精神文明建设，改善侨商投资环境等问题的提案和建议。他对前不久在印尼发生的大规模暴乱中，华人华侨遭受不法之徒的残暴袭击。华人的公民权利未受应有的保护，表示极大的义愤和关注。他积极反映情况，并坚决支持我国政府对印尼华人华侨问题的严正立场。
正是与“侨”的这种特殊感情和多年来在侨务工作中作出的贡献，使他赢得了侨界和各方人士的好评。1997年11月。在致公党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罗豪才以高额票数当选为以“侨”为特色的致公党中央主席。
国运兴，侨业兴
在过去的时光中，罗豪才因工作的关系，曾多次聆听过廖承志、方方等老一辈侨务工作者的讲话和报告。至今，廖公的话语依然清晰地留在他的记忆里，“要为归侨侨眷讲话”成为他的座右铭。每忆及此，罗豪才总是激情难抑。他说，廖公等老一辈侨务工作者把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国家，奉献给了侨务事业，他们是我们的榜样和楷模。致公党老一代领导人如陈其尤、黄鼎臣、董寅初、杨纪坷等，他们都有一颗赤子之心，竭尽心智地为国家贡献力量，为归侨侨眷服务，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我常对致公党的同志讲，我们应该学习老一辈的政治品格、道德风范、务实作风和奉献精神，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发挥自己的作用。
可以说，罗豪才是新中国侨务工作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他以自己的切身感受谈到了新中国侨务事业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文革”前的15年，大批侨胞和留学人员在新中国的感召下，冲破封锁，克服险阻，回到祖国的怀抱，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华罗庚、李四光、钱学森等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第二阶段是“文革”10年，极左思潮泛滥，社会动荡不安，侨务工作受到极大破坏，人人自危，怕讲“海外关系”，许多人在运动中受到审查、迫害。第三阶段，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的20年。国家改革开放，侨务工作恢复生机，蓬勃展开，对归侨侨眷的政策落实得比较好，做到了一视同仁，侨胞和留学生来去自由，新的移民增加。特别是香港回归、澳门进入后过渡期，为侨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更多的有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