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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维度和事实维度的“融合”，允许我们作出如上思考，而卢曼则认为，这是“人文主义的根本错误”。
上文考察的是复杂的后果问题。一般而言，它所涉及到的是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消除沟通过程的超主体的基础——即在有效性要求的基础上运用具有一致意义的表达和建立共识，其目的是为了用最节约的语言概念来消除由语言建立起来的主体间性结构。也就是说，只有当个体意识和社会的交换不再是通过内在关系而得到调节，即只有当文化、社会和个人不再是在生活世界中具有内在联系时，它们才会获得个别系统所具有的独立性，并相互构成周围世界。不过，一旦第一个复杂的问题得到处理，前提得到保障，精神系统和社会系统也只是出于偶然才相互遭遇，而且还相互独立，形成了一种外在关系，那么，第二种复杂问题便会接踵而至。因为第一步被分开的一切，到了第二步又逐步地结合到了一起。我们从生活世界各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关联而形成的文化再生产、社会一体化以及社会化等角度解释了个体与社会、个体的生活历史与集体的生活方式、个体化与社会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但这些内在联系必须借助于额外的假设，并依靠外在关系才能变得令人信服。
例如说，相互渗透的概念就是用来实现上述目标的，它所指涉的是这样一种事态：两个互为周围世界的系统限制了这样一种外在关系的自由度，目的是为了在结构上相互依赖。“一旦两个系统中的一个把自身先前形成的复杂性带入另一个之中”，就会出现一种社会渗透或人际渗透。 借助于这样一种观念，应当可以解释清楚亲密关系或道德期待。因此，只要我们假设，精神系统和社会系统从一开始就不是步调一致，一切令人费解的现象也就肯定会得到解释。比如说，在这一前提下，社会化过程只能被理解为精神系统的一项独特成就：“社会化永远都是自我的社会化”。 个体概念也存在相似的困境。一旦社会化和个体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被打破了，具有规范内涵的个体性概念就只能被当作是一种“自我描述的模式”，而且可以不断复制。
我在这里只能概要地回顾一下卢曼的概念构成策略，但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理论已经逐渐同由于一个基本的决定而导致的后果问题纠缠到了一起。借助于精神和社会这两个层面，卢曼似乎把人类的生命与个体的生命区分了开来，并把它们划分给了两个互为外在的系统，尽管上述两个层面的内在联系对于用语言建构起来的生活方式而言具有构成意义。暗示无疑不能取代论据与反论据。但可以交换论据的层面并不容易明确。这是因为，一反创始者的自我理解，这种系统理论并不适合比较温和的“专业”理论模式。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倒是可以和满足了世界观功能的元理论设计相提并论。
我把卢曼的理论看作是对一种传统的创造性延续。这个传统深受现代欧洲自我理解的影响，而它本身又反映了西方理性主义的一种或然模式。文化合理化和社会合理化有着认知—工具层面上的片面化。这种片面化在哲学当中同样也有所反映，因为哲学试图为人及其世界建立起一种客观主义的自我理解——最初是机械论的世界观，接着是唯物论和物理论的世界观，它们都用多少有点复杂的理论把精神还原到肉体当中。在英美世界，分析的唯物论依然在积极讨论灵魂与肉体的关系问题。迄今为止，物理主义或其他科学主义的基本信念支持着这样一种要求：从自然科学观察者的视角出发，把一切直觉上可以得知的东西都加以异化——从客体出发来理解我们自己。当然，在客观主义自我理解当中，涉及到的不是这种或那种细节解释，而是一种颠倒自然世界观的独特活动。生活世界自身应当进入一种自我对象化的视角当中，以便我们通常在其视野之内加以解释的一切在一种超验的视角当中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偶然实践，它们具有陌生的意义，而且只能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加以解释。
既然力学、生物化学和神经学提供了语言和模式，我们就无法超越关于灵魂与肉体的一般而抽象的联系以及关于基本命题的讨论。源于自然科学的描述系统，已经远离了日常生活经验，以致无法区分异化的自我描述，并在一个广阔的视野上把它们秘密带入生活世界。但有了普通系统理论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这种系统理论是从控制论及其在不同生命科学中的运用当中发展起来的。这是从知性活动中推导出来的理论模式，针对的是有机生命。它们更加接近于社会文化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古典力学。卢曼的转化工作异常惊人，由此可见，这种语言可以灵活运用和随意扩展，以致对于生活世界的细微现象也能给出新的描述，而且不只是客观化的描述，而是客观主义的描述。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种新颖的社会理论及其范式总是立足于社会自身，而从来也不会完全属于科学系统。只要系统理论渗透到了生活世界，并把元生物学的视角引入其中，并由此学会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与其他系统处于一个周围世界当中的周围世界的系统，那就无论如何都会出现一种对象化的效果——世界的演化过程似乎只是通过系统—周围世界的差异性才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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