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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借了李四一万块钱，李四把借条弄丢了，李四找张三要钱，张三因生意不好就不想还了，李四起诉到法院。张三如果说了真话，他就得还这一万块钱，还要承担诉讼费用，而如果他说了假话，说自己从来就没借过这一万块钱，他就可能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当然他可能会承受到自己良心的责备，而如果他的良心早被谎言之敌所瓦解，他就会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说假话所得到的利益。
上个世纪末，我国四大银行的许多“不良贷款”中就有不少是在方方面面都心明肚知的谎言中被“消化”掉的。说上几句假话，就能得到一笔巨额财产，谁不说假话谁才是“傻蛋”！
就连在法庭上明目张胆地作了伪证的证人，一旦被识破，大家也往往是一笑了之，很少有被依法给予处罚的，尤其是在民事诉讼中。
难怪有人在网上感叹：在生活中我们用真名说假话，在网络上我们用假名说真话，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用真名说真话。所以，当笔者用真名在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争议后，一位记者就很奇怪地问“怎么，你在网上用的是真名？”
对中国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鸦片战争这回事，都知道中国因为鸦片战争被帝国主义列强们占了许多土地，被迫付出了许多战争赔偿。但很少有人知道，鸦片为什么会给中国带来这么多大的影响？事实上，早在明朝成化年间，就有人会制造鸦片了，而到了康熙时代，会吸食的人已经很多了。而在此后的几百年间，并没有人敢向皇上谏言，提出禁烟。要说人们对鸦片的危害一无所知是不可能的，关键就在于让当时的统治者听到真话太难了。专制体制下的官员都非常看重政绩和自己在上级官员心中的形象，最怕别人“揭短”。有人吸食鸦片，你充耳不闻没有人追究你，而如果你主动反映了情况，上级会认为你多事，暴露了他辖区内的“软肋”，他会不择手段地封锁消息，蒙骗上级的上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会压制反映问题者，甚至加害之。
向顶头上司反映情况不行，而直接向皇上反映也一样充满风险。对于“人民来信”，皇上不外乎有两种处理方式，一为弃而不理，二为差人调查。而调查结果也有两种，一为调查人员认真负责，发现“举报”属实；二是调查人员工作浅浮或被地方官员收买或蒙骗，得出相反的结论。这个时候，反映情况者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纵观古今，针对“举报者”所反映的情况进行的调查结果，往往是后者居多。于是就有了《皇帝的新衣》之类的童话。
坚守上甘岭是十分艰难，可上甘岭最终还是被我们英勇的志愿军守住了。坚守上甘岭的胜利不仅让一个辉煌了几千年的民族在穷困潦倒之后重新找回了自信，也给年轻的共和国赢得了在国际上的地位。而面对谎言之敌，我们的勇士似乎就少了一些。尽管我们在“拨乱反正”之后曾大力倡导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尽管我们的党曾反复强调过实事求是，但谎言之敌仍若上甘岭前沿阵地上的美国鬼子一样向我们的真言高地蜂涌而来，现在已经到了需要我们共同挺身而出的时候。因为一个真相、民情皆被掖着藏着、缺少透明度的民族大家 庭是无法走在人类文明社会的前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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