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法学是西方移来的学问，没有自己的学术依据。但中国法学必须解决中国法制建设的问题，不依据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现实是不能真正建立中国法学的。只有按照西方法学的规范才能建立中国法学的看法是有偏颇的。事实上，西方各国并无一致的法学，不仅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学面貌不同，不同国家不同学派的法学也面目各异。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只注意研究法（国家法令）自身，认为不必考虑历史文化。自然法学派（古典自然法学派及当代自然法学派）认为天赋人权和公平正义是法的根本依据。而自然法学者对于天赋人权和公平正义又有各不相同的解释，但他们的共同取向都是以他们的宗教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为依据，认为不符合他们认定的宗教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对于天赋人权和公平正义的解释为异端邪说。法是历史性的，也是与民族文化密切相关的。基于德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萨维尼提出了他的重视民族文化因素的法学。基于中国社会的特殊历史传统和文化现实，我们也应该建立符合中国法治需要的法学。那种认为有违西方法学规范就不是法学的看法是不妥当的。那种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律学而无法学的看法更是有偏颇的。
在古代中国，立法和修律并非一回事，法与刑更是有很大的区别。《尚书•大禹谟》：“益曰：吁！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従己之欲。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尚书•盘庚》：“盘庚斅于民，由乃在位以常旧服，正法度。”《尚书•周书•吕刑》：“王曰：若古有训……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 禹帝要求“罔失法度”之“法度”和盘庚“正法度”的“法度”，都是法，而非刑。苗民的问题正是出在以“刑”为“法”。法立于前，刑设于后。臣下不游逸，不淫乐，任贤去疑，智慧坚定，不违背天理，不损百姓……做到这些才能“无虞”，才能不失“法度”。假如臣下为人行事与此相反，就是违法失度，就要受到惩罚，这惩罚就是刑，即所谓“不用法者，国有常刑”[28] 。刑也需有规范，刑的规范就是
刑法。《尚书•皋陶谟》：“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这是论法，包括
刑法。《尚书•大禹谟》：“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这是论刑，兼及于法。《左传•庄公六年》：赵宣子“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污，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大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这是立法实践，
刑法在其中。《左传•昭公四年》：“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浑罕曰：国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凉，其敝犹贪。作法于贪，敝将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逼而无礼。郑先卫亡，逼而无法。政不率法，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这是立法讨论，不涉及
刑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范宣子立
刑法，赵鞅、荀寅公布
刑法，皆是刑事立法的实践。孔子的评论，则不仅是论刑，更主要是论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