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立法层面上对循环经济进行定义还要求符合法律术语的要求：必须全面，但要有所限定；语言简单明确，不宜用一个抽象的概念去定义另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宜出现同义反复，如对“循环经济”的定义中仍出现“循环”二字；符合逻辑；具有行为规范性与指导性。
　　基于以上几点认识，笔者比较赞同目前王灿发老师对循环经济所下的定义：“循环经济是根据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通过清洁生产的方式，建立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反馈流程系统，达到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废物排放的最小化和生态效率最优化的经济发展模式。”
　　然而，笔者同时也认为，王老师对循环经济所下的定义中对“减量化”这一原则体现得不够明显，而这一原则正是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所要求的首要原则，因此应对这一定义做一些修改，在“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之前补充进“资源和能源使用的最少化”，这样才能做到对“三R”原则的完整阐释。
　　二．循环经济立法必要性之探讨
　　1．法理学层面的探讨
　　目前，资源短缺问题严重，微观成本升高，并危及宏观的长远发展，相较于循环经济模式，原有制度显得低效，仍有一个可以改进的空间，需要通过制度更新以提高资源利用率。
　　可以说，循环经济模式的寻求与建立，正是经济人理性选择的结果，目的是实现社会财富的极大化。波斯纳教授在其《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即开宗明义地指出，法律的功能是在于促使社会大众能尽可能追求自己的财富，在于实现“社会财富极大化”。同时，他指出，对个人自主过度的保障，会造成每一个人为所欲为，社会秩序可能因此而瘫痪。因此，法律的功能，就是在尊重个人的基础上，设法增加社会的财富。 可见，法律的着眼点往往能超越于个人的局限，从社会整体的福利进行统筹与安排，尤其在处理公共福利时更是如此。循环经济虽也追求效率与发展，但相对于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言，更着眼于代际间的持续发展，效益的实现具有长期性与缓慢性，因此需要法律制度予以支持与保障。
　　法是以权利和义务为机制调整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 循环经济虽然是一种经济模式，但是同样要通过法律对人的行为进行规制与调整来予以落实，作为社会中的个体，企业、个人、包括政府都是一个个的利益主体，有着逐利的本性，需要通过制度予以引导，以符合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要求。
　　就企业而言。其循环经济模式实施的成本高，短期市场竞争力弱，在“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潜规则之下，单纯地要求其无私地为社会做出牺牲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公平的，需要国家通过法律提供制度支持。例如通过价格机制降低其成本，或提高非循环经济生产成本，或通过税收杠杆予以政策上的倾斜，引导其做出符合循环经济模式的选择。
　　就消费者而言。对其参与循环经济建设的推动不应仅停留在意识倡导的层面上，还应同样在制度层面上提供保障。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很无奈，我们也知道废电池要回收利用，不应随处乱扔，却没有一个可以回收的地方能让我们尽这份义务，甚或仅是心意。一开始还可以收集起来，做到不乱扔，随着所收集的废电池数量的增加，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我们最后也只能一扔了事。这就迫切要求社会固体废物分类回收制度的建立。当然，并不仅限于此，还有投诉处理制度、公益诉讼制度等配套制度的相应建立，避免消费者投诉无门，一腔热情无处挥洒。公共参与并非仅是简单的观念意识问题，消费者的实际行动是需要制度的支持与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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