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以前我写过一篇"第三公法体系"的文章（劳教体系）。"第三公法体系"是游离于诉讼之外。如果你没有一个恰当的研究方法，对此问题你就无法进行下去。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找到了一个创新点，一篇伟大的作品就出现了。西方国家是一元化国家，中国是三元化国家。中国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是互相分离的。中国是强调定性的。越是惩罚严厉的法律，越应该受到监督。
当你有一个三元公法体系之后，所有的资料就可以为你所用。如民告官就相当于再审：因为民告官案件不停止执行，不是再审是什么？我们对诉讼法的修改可以发现到"官告民"。如果你对这些问题弄清楚后，所收集的资料就可以为你所用。可以用理论，用假设来利用资料。我们之所以没有摆脱教科书式的博士论文的写作，可能是受英美和大陆法系的影响。
二、社会科学视野下的法学研究
目前，我们法学研究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定位在对策法学上。其特点就是研究历史，古为今用。对待比较法学就是引进。比如，民法就是引进德国法。一些研究民法的人言必称德国，民法上的一些概念都带有民国的气味。对策法学是目前研究法学的一个走向，对策学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我们现在动不动就搞策论，搞策论是出不是大师的。目前我们法学存在进入中南海现象；进在人民大会堂现象。我们现在有一些人喜欢充当法学之父。
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教授对自己的总结是：对法学没有研究，只是参加过几部法典的编纂。法学家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官员上，太可悲了。我参加过刑事诉讼立法，我感觉是只能参与立法而不能充当立法中的一个角色。
策论第二个缺陷是实用主义。学术不是以有没有用作为评价标准。贝卡利对法学的影响非常大，使他成名仅是一本小册子，他论证了一种思想，影响了很多人。另一个对法学影响比较在的是帕克教授，他写了《刑事惩罚的限度》，迄今为止，英美法系国家研究
刑法的人是言必称帕克。他们的文章基本上没有策论。他的论文至今引用率是最高，原因是他对现在的法学研究的模式进行了反思。
对"对策法学"的反思，我个人最大的感受是96年
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我当时参加了中国政法大学一个文件的修改。当时对审判方式的改革基本上是群情激奋。对审判方式应不应该改？为什么要改？主要是为了解决法官的预断。当时在回答怎么办时，大家异口同声主张应引进英美的审判的方式。理由是我们属于大陆法系传统，所以应引进英美法系的审判的方式。对美国法系的偏爱，是我们中国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从现在看来，我们96年刑事诉讼审判方式的改革基本上是失败：证人不出庭作证，法庭审判仅靠念笔录，如何进行讯问？法官的专横在"刘涌案件"中得到了集中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