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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政于民，是我国目前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而不是变相的分政予民，即将行政权授予非公法主体行使。新生事物的出现，可能扩展行政权的领域，这是正常的发展态势，但是万万不可与行政权的整体消肿相提并论。增加的是“量”，而缩减的是“质”——本不该由行政干预的领域。
所谓的行政指导，是否具有潜在强制力？是否“笑里藏刀”？是否“敬酒不吃吃罚酒”？如果可以没有行为法上的依据，如何司法审查？指导奏效的概率如何预期？特别是当指导不奏效（放空炮）时，其行为成本皆由行政主体承担，如何控制？如何负担的起？面对一团乱麻的问题，真可谓是“情况不明决心大”，实属盲目行政，冲动行政，情感行政，能人行政，长官行政，拍脑门行政，灵机一动行政，最终背离了法制行政的轨道。上述扭曲现象，均是以行为人没有主观恶意为前提，与公然的违法行政尚有距离，但“勿以恶小而为之”，切切不可以一句“交学费”即可了之，必在禁绝之列。
依法行政可以让社会和谐，不依法行政未必不可以让社会和谐。只要有规则，不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如果遵从的是大多数，都可以使社会和谐。依法行政的前提是国家与国民的同质性，或行使行政权的公务员与公民利益的一致性。依法行政的最终效益通过公务员到国家，最终回归国民。利益在这样封闭的体系中循环。不依法行政使利益在具体的公务员与相对人之间循环，公务员用“自己的”权力与相对人自己的利益进行交易，所谓的国家是虚无的。
所谓的多维结构及其开放性，并没有改变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二元性格局，依旧是扁平的。正如“两小儿辩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样，作为利益相反的一方当事人的行政主体，不论在怎样的论证规则下，企图说服相对人都是徒劳的。这也印证了，公正不是行政的使命，而应交由司法来完成。任何企图在行政过程（例如，所谓的听证制度，复议制度等）实现公正的设计都注定南辕北辙，枉费心机。
立法博弈的前提是，议员们有自己的头脑，并实际运用自己的头脑。
任何一种思维工具的选用，都必须考虑对象的适用性，也就是前提假设。行政主体作为国家的局部职能的代理人，其行为的空间被严格限定在预设的轨道上，作为“肢体”去实现“头脑”——立法机关的意志。从某种意义上说，行政主体不是完整的主体，只是国家这一独立、完整主体之一部分。再强大的行政机关，面对再渺小的一个自然人相对人，其人格都是不完善的。他们二者永远不可能成为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博弈的双方。
2005.3.25.于北农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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