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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胡先骕那个文件我也看了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能够辨护一下，那是很难辨护的。那个时候我们给他加了几句，就是着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毛泽东插话：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是在一个什么米丘林的纪念会上有几个人讲话讲到他，我们掌握了这一点，就是报纸上的一个名字都不讲，因此没有和他撕破脸（毛泽东插话：胡先骕的那个文章对不对？）他批评李森科的观点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康生插话：我问了一下于光远，他觉得胡先骕是有道理的。胡先骕是反对李森科的，什么问题呢？李森科说，从松树上长出一棵榆树来，这是辨证法的突变，松树可以变榆树（笑声），这是一种突变论。毛泽东问：能不能变？康生答：怎么能变呢？那棵松树上常常长榆树，那是榆树掉下来的种子长出来的。这件事情胡先骕反对是对的。但胡先骕说李森科可以吃得开是有政治支持着的，其实，斯大林死了以后，苏共批评了李森科，没有支持李森科，所以胡先骕这一点没有说对。但整个的来讲，胡先骕讲得还是对的，他只讲错了一个例子，我们不应该去抓人家的小辫子，就说他是错误的）。那到不一定去向他承认错误（毛泽东插话：那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是学部委员吗？）不是，没有给（毛泽东插话：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31
这些材料中大体可以把问题说清楚。
第一，最早反对胡先骕的正是他的同行，也就是当时北京农业大学那些赞成李森科理论的人，以后就是苏联专家。是他们给中宣部写信告状。中宣部认为胡先骕在政治上是有问题的，“很生气”。中宣部从策略考虑，没有点胡先骕的名，但对他已有了很坏的印象，用陆定一的话说就是“没有和他撕破脸”。
第二、毛泽东对胡先骕是有印象的，但并不了解具体情况，知道他在五四时期反对过白话文，那时胡先骕是《学衡》的主将之一。毛泽东说胡先骕“年纪七八十了”，其实那时胡先骕只有63岁，比毛泽东还小一岁。
第三、中宣部对胡先骕产生坏印象时，正是学部委员由中宣部认定的时候，因为有那样的印象，所以就有陆定一口气很硬的回答：“不是，没有给。”这一点也符合1957年陆定一对胡先骕的评价：“胡先骕是不用戴帽的右派”32
第四、毛泽东没有反对胡先骕成为学部委员，是那些具体操作者对胡有成见。
第五、胡先骕批评李森科，说他靠政治来支持自己的理论，这一点虽然在时间上有一点出入，但胡先骕对李森科的批评从根本上说没有错，李森科就是一个靠政治吃饭的科学骗子。
第六、在对胡先骕的问题上，虽然承认了他是对的，但最后的态度却是：“那倒不一定向他承认错误。”
第七、陆定一在对胡先骕的态度上很不宽容。
还有一个历史细节是，胡先骕在接收静生生物调查所时提过条件。当时胡先骕是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他不愿意把静生生物调查所并入北京农业大学。当时北京农业大学的负责人乐天宇说过胡先骕曾有“不愿意受谁领导”的话。当时科学院接受了胡先骕的意见，但特别提出：“决定接管静生生物调查所，以一切工作听由本院领导为前提条件。”33
当时对静生生物调查所的评价是“本院鉴于静生生物调查所有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过去研究工作虽有表现，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并未得到合理的发展，现在人民政府重视科学工作，但对过去科学工作机构必须做合理的调整，现在静生生物调查所整理委员会，即本此原则进行，拟定委员人选已得文委同意，即可开始工作。”
当时可能还有人不同意胡先骕参加，所以文委特别提出一条：“可邀胡先骕参加”。34接管静生生物调查所时，可能遇到了一些阻力，主要是当时胡先骕提出要优待范静生家属，安排陈封怀、俞德浚和唐耀三人的工作以及给哈佛大学补寄标本等问题。对胡先骕提出的这些问题，当时的答复是：“有些今天尚不能解决，以后当慢慢讨论”。静生生物调查所由科学院接收后，“一切由科学院领导，加以适当的调整。这样的做并不是静生生物所的停止工作，而是合理调整集中力量加强研究工作的发展。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接收手续已由文委通知教育部立即赶前移交。如该所的房屋、器材、档案、图书等物应清楚的有条不紊的交给科学院。”35接收过程中发生的这些事可能使科学院领导对胡先骕有了不好的印象，他后来的遭遇与此不无关系。据《竺可桢日记》记载，1957年再次选举学部委员时，对胡先骕的评价是：“平日言语不慎，工作质量不高，且所著《高等植物分类》一书，多译自英文，未指出原作者姓名，有掠美之嫌。”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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