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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钟健回忆说：“院士之当选，在国内一时被认为特殊荣誉。至少在产生方式方面，十分慎重，缺少弊端，其为一般人之重视，当亦在此。真正的饱学之士被遗漏者亦有其人。譬如裴文中连第一次推荐时即未被列入，而他却在近年来，尤其在抗战期中，对学术工作很有成绩。1947年，我赴平时，正值各机关推选候选人初步名单之时，胡适之曾问我：‘何以中国地质机关方面未推荐裴文中？是不推考古界？还是正拟推荐？’但后来还是终于没有推荐。事后，我也听到许多对于选举院士不满意之怨言，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大凡一事之举，欲求各方面均能如愿是不大可能的，好在大体方面并不很错，且以后还有补救机会，即每年仍有选出十五人之规定，第一次未入选者，以后仍有机会。”8
对于这次院士的选举，夏鼐在当时就说过：“这次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次院士会议，可算是近年来国内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中央研究院创办已达二十年，今年才举行选举院士；原拟选出八十名至一百名，听说选举时第一次投票仅选出六十来名。一连投了五次票，才选足八十一名，可以说相当的郑重审慎。不管各方面对于这次院士名单的意见如何（尤其因为提名的办法不佳，有些可以当选的学者，根本没有被提名，以致无从选出，令人颇有遗珠之感），我们如果说‘这一个名单，相当的足以代表今日中国学术界的情况’。这话大致不会有多大的错误吧。”9
二、1955年学部委员的产生
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产生则是另外一种方式，据当时负责学部筹备工作并担任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秘书的刘大年回忆：“第一届学部委员的产生属于协商性质，是协商产生的。自然科学方面的人选是科学家推荐，但推荐不是选举。”
“社会科学方面是在提出名单之前，征求了各学科主要人物的意见。我当时参加了这些活动，主要在北京地区找有关人士谈。北京以外的就没有去找，是书面征求意见的。我记得当时找了这样几方面的人：哲学方面有杨献珍、艾思奇、张如心、汤用彤；语言学方面有王力、罗常培、丁声树、吕淑湘；历史学方面有季羡林；经济学方面有狄超白，等等。当然不止这几位，还有一些我现在记不清了。在征求意见时，我们首先把科学院的精神告诉他们。当时提出的人选标准主要有这么两条：一条是政治的标准。社会科学的政治标准主要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另一条是学术标准，即在本学科中是否有成绩。所谓成绩就是看他的著作，以及群众对他学术著作的评价。根据这个要求，来征求他们认为适合做学部委员的人选来。然后，党组根据这些意见拟出名单。”10
1953年7月21日，张稼夫在科学院第23次常务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了建立学部的完整构想。当时的想法是：“成立学部，以改善学术领导工作，扩大学术领导机构。拟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生物科学、社会科学四部。学部之下成立部务委员会；部务部委会下设常务委员，常务委员建立工作会议，吸收秘书工作人员参加。”11
1955年1月6日，中科院党组第一次会议讨论筹建学部问题，认为这是当年党组压倒一切的任务。在这次会议上，对于组建学部的工作机构和相关人员都进行了讨论。12经过近半年的紧张工作，1955年5月9日，科学院党组致函中宣部，汇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对学部委员名单所作的修改情况，学部委员名单由238人，减至224人。中央审批时，又加了11人，最后名单成为235人。13
科学院在给中宣部的信中认为，学部委员选定的标准是从学术水平和政治情况两方面考虑。总的原则是：“学部委员必须是学术水平较高，在本门学科中较有声望，政治上无现行反革命嫌疑的人”。14根据这个原则，科学院定出了不应列入的三条标准和应列入的四条标准。不应列入的三条标准是：
1、 学术水平较高，但政治上有严重的现行么革命嫌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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