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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魏玛时代实行的是集权（非极权）式的广播管理体制，那么，纳粹时代则是用文化专制取代了魏玛有限的对电子媒体文化的宽容政策。这一转折始于1932年6月1日。政府开始将每晚广播的半小时作为政府宣传政策的时间（此时广播已拥有350万听众）。私人的广播协会被强制吊销会籍，广播监督理事会被解散，由内政部的国务委员来接替工作。1933年1月，新任命的帝国内政部长威廉•福利克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作的广播讲话，只有巴伐利亚电台敢于拒绝转播，他们的理由是：只为政府而不为一个党派作宣传。1933年3月5日的帝国议会选举结果对纳粹党不利，内阁于3月11日决定成立宣传部主管对人民的“启蒙和宣传”工作。一天以后，帝国总统冯•兴登堡签署了这项法令，又过了一天，这项法令开始生效，广播即隶属于这个新的宣传部，纳粹第二号人物约瑟夫•戈倍尔任部长。对戈倍尔来说，新闻业是所谓“公众时代”的典型传播媒体，广播被他看作第三帝国的一种“合适”的传播工具，用以控制人民大众。1933年版9月22日，在戈倍尔的指使下设立了帝国文化协会，宗旨是：“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 下设“帝国广播协会”等七个分会。实行强制会员制。协会的指令和决定具有法律效力。此“协会”已不能与魏玛时代的“文化协会”或“广播协会”同日而语了。希特勒的意思是要让意识形态宣传取代大众媒体文化。他认为夺取政权，组织工作尤为关键，而宣传是组织的基础：“宣传的工作，就是在孜孜不倦地为自己的主义招揽信徒”。因此，“宣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替未来的组织设法罗致人才”。 那个时代流行一句口号叫做“元首下令，我们紧张”。用于当时的广播政策，可以说，全体德国人应该听什么，不应该听什么，都必须由希特勒的个人好恶来决定。纳粹极权专政统治下的媒体文化的确是荒芜的。当时的国社党党员、作家汉斯•约斯特的话语真实表达了法西斯对“文化”的态度:谁要和我讲文化，我就想掏出左轮枪。
贯彻希特勒的宣传、灌输政策的组织措施是：德国境内各个广播电台的领导人相继被党卫军逮捕，并送进了柏林附近的集中营，10%以上的广播工作人员，特别是编辑、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员以及犹太人都被解雇，帝国广播协会控制了地方广播协会所有的股份，地方电台成了帝国电台的分台，而帝国广播协会又成了宣传部的附庸。帝国广播协会监督电台经理的工作，这些经理表面上拥有节目的制作权，但实际权力却控制在纳粹党的党棍手里，负责广播新闻的电台业务也受制于帝国宣传部新闻局。短短几个月之内，纳粹就将广播业有效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广播作为宣传机构被纳粹认为是“一种最重要的形成大众思想的工具”。至此，自由的多元舆论频谱被扭曲了的新闻宣传所取代，对政府提出公开批评的人会立即遭到秘密警察的拘捕。至于尚存极少的一部分相对比较温和的广播方针，也不过是由于内政部、外交部、宣传部以及其他一些纳粹高级官员为争权夺利而忽略的“空间”而已。消息性节目受到了限制。封锁信息是纳粹统治的手段之一。德国民众在二战期间消息是相当闭塞的。而信息恰恰是公众形成思想观点的重要基础。官方信息渠道被封锁的同时，小道消息肆虐，有一些甚至是戈倍尔自己杜撰的。无数老百姓成为假新闻的牺牲品。 ，而娱乐性节目被放在了首位，而犹太艺术家及其作品、爵士乐在当时都被认为是消极的，因而都在被禁之列。所有的广播内容都必须符合纳粹关于人和社会的思想，且必须经常转播游行、集会以及纳粹举行的各种仪式和活动。关于希特勒和其讲演不是作为客观的消息来传播，而是被神化了。此时大众化的收音机投放市场，纳粹领导人将降低收音机销售价格和收听费作为一项重要战略计划来实施。纳粹的一位高官，时任国防经济与军备局局长的托马斯将军曾嘲笑戈倍尔“妄想用收音机匣子打败英国人”。 然而，正是戈倍尔这个枭雄不仅看到了“大众牌接收机”所具有的强大的政治鼓动功能，而且还窥视到了其后面极大的受众市场。在将廉价收音机作为其宣传工具的同时，贪婪的戈倍尔也利用这个薄利多销的产品，以及从他控制的各类媒体中，侵吞了数以千万计的马克。他所管辖的宣传部每年的黑金达两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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