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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文化的维度中，医生和政客是两类截然不同的人，医学与政治也截然不同，医学的思维是纯粹理性式的，并且是“建设性的”，旨在治病救人；政治的思维是实践理性的，旨在“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两者在根本上水火不相容。而中国医学和中国政治的思维却是相互融通的：“心之官则思”，心不仅用以活命，还可以用来思想。传统医学文化，如“阴阳”、“五行”同时又是政治文化的理论基础。现实中，从过去的“用革命意志战胜病魔”，“心病”，“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样一些口号、说法和“语录”，到今天依就挂在各家医院里的醒目条幅“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以及政工师们“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口头禅等等，无不向我们暗示着医学与政治的微妙关系。就连现代文艺作品中也不乏这样的暗示。如田华和王心刚、师伟夫妇等主演的反特片《秘密图纸》。里面阴险狡诈最后一刻才露出真面目的特务头子古侗如就是一个老中医。有意思的是，他对小特务下达行动命令所用的暗语：“姐姐快要咽气了！”（意即反革命计划已流产，赶紧逃港）。样板戏《沙家浜》中也有一段阿庆嫂的“马仔”装病得以与常熟地下党的交通员（郎中）用双关暗语取得联系的的绝妙对话场面。作品人物形象上的一贬一褒并不能否定“医政合壁”的独特思维进路为中国人特有，且古今如出一辙!
自然，只有傻瓜才会将上述分析径直认定为张太医利用出诊机会充当“地下交通员”的学术证据，但至少，作为小说家的刘心武先生联想的合理性，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得到或多或少的印证的。
走笔至此，可能早已被人打入胡乱索隐的另类。不过，在就此打住之前不妨再冒昧“索隐”一下“在家”话语背后所别有的一番滋味。从乾嘉到现代“考据派”，自甘寂寞、穷经皓首。就学问功底而言，无疑值得后世中外学人的称道和仰慕。在万马齐喑的年代里，他们“在家”中的故纸堆“摸爬滚打”，远离政治运动，做自己想做的事。表面上虽“只拉车不看路”，但内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从年龄上判断，如今健在的个别红学大师级人物大半是随上个世纪“开放”的春风，才得以脱颖而出的。如今，即使还未到垂暮之年，就已无力将“思想自由”这扇门敞得更大，却也无论如何不能转身将原本有限的缝隙完全合拢吧。
笔者不久前在网上读到题为《启蒙已死，李敖何必归来》的一篇有见地的文章。不过，由刘心武、余秋雨们的被“围殴”可见，台胞敖哥带着他那“反求诸己、反求诸宪”的李式自由主义理念卷土重来，并非完全不合时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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