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死刑复核程序不符合诉讼时效性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死刑案件设立复核程序的目的是坚持少杀、慎杀，防止错杀，因而没有规定具体期限。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死刑复核案件报请到有复核权的法院后，迟迟没有回音，复核期限长达数年，容易产生以下弊端：一是“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如果判处死刑的人应当无罪，因复核期限过长，不能及时解除其濒于绝望的精神状态，对其而言是非常不人道的。而且羁押期限的延长，还会造成国家赔偿的数额增多。二是如果死刑案件中有非死刑同案犯，在二审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合并适用的情况下，非死刑同案犯则不能及时通过二审生效判决进入执行程序，这种陪绑式的接受审判，不利于同案非死刑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三是对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而言，会因为死刑复核程序的拖延而延长羁押期限，而羁押期限又不能折抵以后的刑期，无形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此外，还造成重刑犯交付执行不及时，增加了看守所的监管压力。
　　二、关于死刑复核程序改进的几点思考
　　死刑复核程序在制度设计上的种种弊端，引发了学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和探讨。自2002年陕西董伟“枪下留人”案以来，连续爆出的河北聂树斌“杀人”冤案、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湖南滕兴善“杀人碎尸”冤案、河南胥敬祥“抢劫”冤案等等，最终促使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收回死刑复核权。 目前理论界就最高人民法院如何行使死刑复核权，提出以下三种方案：
　　1、最高人民法院取消死刑复核程序，对死刑案件进行三审终审制改造。死刑复核程序的设计过多的强调人民法院的职权，是一种权力型程序而非权利型程序，不利于被告人的权利保护。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对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制，便于控辩双方参与其中，使被告人获得多一次的救济机会。 这一观点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对我国长期以来“二审终审”制度的颠覆和挑战，阻力较大；二是造成了被告人因可能被判处的刑罚不同，享受的司法救济权力不平等；三是大量增加了诉讼成本。
　　2、最高人民法院增设刑事审判庭，在北京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最高人民法院从全国招考或者抽调一定数量的资深法官，并增设刑事审判庭，专门负责全国的死刑复核案件。同时，将一省的死刑案件被告人集中关押，便于死刑复核法官讯问被告人。 这一观点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死刑案件被告人的转移和集中关押，存在较大风险；二是死刑复核案件基本不具备实行开庭审理的条件；三是造成相关人员和案卷向最高人民法院过度集中，增加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负担。
　　3、最高人民法院增设刑事审判庭，在全国范围内巡回复核死刑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增设刑事审判庭，按照全国行政区划或者按照不同区域死刑复核案件的多少，划分若干死刑复核区域，并在该区域的中心城市实行巡回审理，必要时可以设立巡回法庭，法官由最高人民法院派出。 笔者认为，这种方式既保证了死刑复核权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又便于检察机关、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证人等参与复核程序，体现了实体公正与诉讼经济的辩证统一，是当前最为可取的死刑复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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