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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行政法的提出，是努力将纵向经济关系和横向经济关系划分出来的一种尝试，归根到底，这是大陆法系的传统公私法理论在作崇。不过，似乎存在疑问的是，纵向调整的法律，是指和行政相关呢——由行政机关来实施，属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还是具有权力因素或不平等因素的关系？还是公法范围或者是强行性的规范？所有的法律都会和行政机关相关，包括私法在内，都会存在行政机关的实施问题，都会存在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按此推论，有什么不是行政法的范畴呢？那么民法就是“行政民事法”，商法就是“行政商事法”？所有的法律都具有权力因素，并且越来越多，不平等的范围越来越大，所有的法律都存在强行性规范，并且数量越来越多，意思自治的范围越来越小，这是不是说：民法所调整的范围越来越小了？这显然是荒谬的。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观点，在于如何认识在20世纪中政府调整手段的变化，换言之，有没有认识到70年代以后的法律不同于30年代的法律。的确，经济法产生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种观念上，就不可能认识到，二战之后的各国经济调整，都是通过对市场的引导，通过政府与私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协调”而不是“干预”来实现的，决不是在经济危机的时候硬生生的用行政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的“莽汉”。我们需要尊重、掌握、灵活利用经济规律的政府，这正是经济法不同于行政法的地方。
孔德创立社会学的时候，许多人讥笑他，认为这种研究方法毫无意义，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仍然有人坚持说，社会学是“把大家都懂的道理用大家都不懂的话说出来”。贝克尔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最初出版的时候，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部“可笑”的书，但在1992年，他凭借这本书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0世纪初期，斯图契卡在苏联首先提出了民法和经济法的二分法，30年代的大清洗，他被处决了，一门学科的产生，甚至需要人付出生命，这似乎只应该是发生在中世纪以前的事情，然而，我们的社会对新事物的产生，并不是那么的友好和宽容——当然，对此，理性主义的历史观可能更有说服力，最终是一个实力对比和客观社会需要的问题。
我们这个社会是否需要发展经济法？这么一个浅显、明白无误的问题但往往被忽视了。在许多人的眼中，中国当前迫切需要的是私法，而不是花里胡哨的新经济以及相应的法律调整。许多法律的基本问题还没有解决，难道没有学会走就要先学跑？
的确，面临两千年缺乏私法传统的历史，缺乏市民社会的理念，缺乏对私人权利的尊重和救济，并且，集体主义取向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更加强化了这种趋势。自改革之后，对个人权利的尊重逐步成为共识，这也是法治现代化的基础。私法的权利本位有助于改变“国家主义”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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