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与社会调查逆向思维相关，有一个我觉得十分要紧，但许多人不愿谈的问题：法律人要锻炼政治头脑，要讲政治。
一般情况下，学者不应卷入政治。除非转行从政，业余关心一下即可。所谓“术业有专攻”，不懂政治不是问学者的缺点。但是法律和大部分学科有别。现实生活中的法律问题经常缠绕着政治，是政治的延续与变相。不仅如此，有些法律问题如果处理得当，可以促进政治问题向法律问题转化，甚至达成妥善的解决。反之，若应对失当，则可能由此引发政治对抗，造成预想不到的困局。这是法律人要有政治头脑的一层意思。
讲政治还有第二层意思。让我绕个弯，从民国时期三位法学大家说起。
这三位都是有名的学者，恰好又留学于对旧中国法制影响最大的四个国家：吴经熊先生留学美国，然后到德国深造，回国不久即成为学界和政界明星。他对基督教(严格说是罗马教会)自然法传统的阐发，至今仍被人引用。蔡叔衡先生精研
刑法，旁及法史法理，是日本留学。王伯琦先生则擅长民法，兼论中西法律文化，为法国留学。暑假中收到许章润教授编的三位的文集，通读一遍，有些感慨。他们说的一些话，我觉得颇有意思，念给大家听听。
一九三三年，吴先生写了篇文章，说中国的传统是“轻法学，贱法吏”(白居易语)。“哪料到了今日，一般人士非但不轻视法学，并且对于一切法律问题觉得大有兴味；茶后酒余时常以法律案件来作谈助。舆论界对于法律更有一种很好的缘分，各地的小报差不多没有一天不载有讼案的描写和批评；海上的大报也多辟有法制专栏，或曰‘法坛’，或曰‘法言’。书坊中之识时务者对于发行法学的书籍无不钩心斗角，互相竞争；法学家当中稍负时望或有一艺之长的......文章大有求过于供之概”----那繁荣景象简直和今天一模一样----于是吴先生大受鼓舞：“我国法学再不能发达，尚待何时？法学的过去属于西洋，法律的将来或许属于中华”(吴经熊，页214)。
那是抗战前的事。到了四十年代中，抗战胜利，情形居然还是跟现在相仿，连说法也差不多，如蔡先生批评的：“法学不出翻译抄袭之境地”，“坊间之法学书籍，尤多粗制滥造之作”(蔡枢衡，页25)；“幼稚得难以形容”(页90)。
另一方面，王先生回忆，一九四六年，哈佛法学院院长、美国社会学派领袖庞德先生应邀来华，国民政府聘为顾问，协助立法，改革法律教育。庞德后来在教育部法律教育委员会上讲话，直言：“以后中国的法律，不必再一意追求外国的最新学理，中国的法律已极完美，以后的问题，应当是如何阐发其精义，使之能适应中国的社会，而成为真正的中国法律”(王伯琦，页77；参见庞德，页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