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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讲要加大执法的力度，不等于说加大直接管理的程度，加大处罚的程度。相反，直接管理应当逐步减少，凡是用市场机制可以代替的行政审批，应坚决予以废止。处罚，既要有力度，又要有限度，不能将“执法必严”简单理解为“执罚必严”。没有法定依据的，行政处罚无效。
其次，国民经济管理的职权是法定的。政府机构改革旨在通过合理设置政府部门，科学确定职责分工，达到管理规范、办事高效的目标。针对目前的现状，需要注意两点：第一，政府及下属部门对经济的管理，尤其是对企业、对市场的必要管理，其权限都应由有关法律、法规予以规定。行政处罚也是如此，应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第二，政府部门之间要明确职责分工，避免因职能交叉而造成管理上的重复或者疏漏。还要避免本应由职能部门处理的事情，却最终由政府或政府负责人出面来解决。
有一种意见，认为公法的实质就是要限制政府权力。从国家适度干预经济的“度”来说，政府权力的确需要限制，目前行政审批权、发证权、收费权、处罚权等四大权力总体上说还是过大；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的带有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内容的规章也有待彻底清理。然而，笼统地主张限制政府权力可能引起误解，比如宏观调控、整顿市场这些必要的职权必须切实保障。出路在于，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经济管理权与企业自主权应当处在一种相对平衡的状况上。
再次，国民经济管理的程序也是法定的。国民经济管理既要各司其职，还应公开办事程序，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从法律的角度考察，按照法定程序办事，既是为着保障管理工作的质量，将行政执法置于社会监督之下，也是为着保障管理工作的效力，使行政执法符合法律行为的形式要件。程序欠缺，有时会造成管理行为不能成立，程序不当，有时会造成管理行为无效，最终影响实体权利的实现。
国民经济管理程序不可没有，但不可太繁。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考察，程序越简单越好，只要能够真正解决实际问题就行。行政机关应当提高办事效率，减少管理层次，简化审批程序，做到管理制度统一、公开、简明。
2．法定主义与非法定主义的结合
如前所述，国民经济管理实行法定原则。但是，贯彻原则性，有时还需要一定的灵活性。具体有三点：一是自由裁量权。由于社会经济生活复杂多样，完全采取同一模式处理各种问题并不恰当，法律常常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列出一个幅度，行政机关可在法定的幅度内享有自由裁量权，但不能显失公正。二是法定主义为主，非法定主义为辅。例如，对企业形态——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采取法定原则，而对改革中兴起的企业形态——城乡股份合作制企业则采取允许探索的态度。三是非法定主义。例如，对市场行为，主要贯彻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即要求市场行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法律、行政法规未明示禁止的市场行为，应属允许；而不要反过来提“法律上有没有规定可以这样做”?依法办事与制度创新是并行不悖的。
三、政府在国民经济管理领域中的作为与不作为
(一)国民经济管理中作为、不作为的是与非
1．该作为的不能“缺位”
一个取信于民的政府，应该是有作为的政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政府职能要切实转变到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该由政府机关管的事情，要管住、管好，不能“缺位”。例如，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符合法定条件，向行政机关申请颁发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或者向行政机关申请审批、登记有关事项，而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放；等等。这些就属于“不作为”，而这类“不作为”是失职的行为。在经济行政诉讼案件中，告政府职能部门“不作为”的案件日渐增多，这应该看作是对政府工作的有力促进。
2．不该作为的不能“越位”、“错位”
所谓“越位”，就是超越行政机关的职责范围，管了一些不该管的事情。所谓“错位”，就是政企职责不分，既开办企业，又管理企业。“越位”、“错位”导致滥用职权，而滥用职权属于乱作为。例如，违法，作出罚款决定；又如，侵犯企业合法的经营自主权，或者擅自变更、废止农业承包合同，侵犯农民合法权益；“再如，违法集资、征收财物、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再如，挪用扶贫资金。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政府要把企业的生产经营权、投资决策权真正交回给企业，把可以由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和办理的事项交给社会中介组织，把群众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交回给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自主组织去依法办理。各级政府要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和中介机构彻底脱钩；行政权力要与商业利益彻底脱钩。官办官事，商办商事。政府管理国民经济，是吃“皇粮”的。依法收取的税款、规费和罚款应该全部纳入财政范畴，落实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决不允许利用行政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滋生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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