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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会想，无论是郎教授还是另外一位香港学者张五常教授，如果他们一直生活在中国大陆，在这里做学问，他们提出的问题会是怎么样的呢？当然我是很佩服这两位学者的，他们的学识以及爱国之情都让我仰视。而与此同时，我也很佩服张维迎教授。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而为枳，学问之事有时也可能会发生类似的反应，某些行为方式或见解的差异大概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消减他们的实质贡献。
橘生淮南或淮北的问题好像在郎教授的演讲中也受到重视。我的疑惑是，如何能使淮北能像淮南那样。单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淮北就不适合种橘。现代科学发展了，倒是有希望种些改良品种。可是如何改良呢？土壤和气候还有改良的空间吗？把淮南与淮北换成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中国，把橘转换成一系列的现代化制度，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呢？郎教授好像没说明白。
目前而言，从已经有的经验事实来看，大家可以断言的是，国企在中国，除了政治上的意义外，对经济的好处确实很少发现。源源不断地给它投钱，不见产生什么利润，还是不断地亏损，不断地需要继续投钱——那可是老白姓的血汗钱，是这个国家和社会大家的钱！私人企业没花国家的钱，创造就业机会，交税（尽管到处有偷漏税现象），发达了照样可以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从美国、日本的强大可获知。为什么我们还要支持国企，当然我并不是说郎教授就有多支持国企。可是从他的一些言论里可以看出他还是对国企起码还是比较眷顾的。我恐怕很难再多地去讲那些经济学上的道理，但我确确实实知道，多数国企在浪费全民的钱，在制造偷懒的风气，在制造不负责任的风气，在制造贪污、贿赂。虽然这并非全貌，但对近若干年来的国企来说，这些话在整体上是过得去的。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由于缺乏民主的支持，对政府行为的约束过于软弱。法律制定出来，用来约束民间行为还可以，但若用来约束政府行为则几乎形同虚设。而民间的强势分子也因此想方设法与政府官员勾结，获取政府所享有的可以超出法律约束之外的特权。试问，没有民主，谁去约束政府行为？没有自由，如何界定政府权力的边界？真的要相信政府的自我约束吗？相信极少数人还可以说得过去，可是对于如此众多的官员这种相信还可能靠得住么？即便是有那么多人值得相信，我们又如何能从众多努力向权力靠拢的人中挑选出这些靠得住的人来做官呢？我们可以相信少数人的道德和良知，难道还要相信他们同时具备这样一种能力——从以亿计算的人群中挑选品格与能力兼优的人来做官？这恐怕过大地夸大了人的能力，夸大了那些在位者的能力。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在政府权力过大和很多国有资产同时存在的条件下，数额巨大的国有资产在慢慢地被通过各种办法和门道转移到个人手上，国有资产这只肥羊时刻在经受各种屠刀明里暗里的切割。而那些把这些资产弄到手的人，由于还有法律惩罚的风险，很多还要设法把财产转移到国外。我们容忍的国有资产的数量越大，就有数量同步增长的资产流出国家的账户，并流出国境。国有资产变成了民族财富向境外流失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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