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法公法化的出现比较早一些，实际上，正如我们在前面分析商法时所指出的，私法公法化的本质是强行性法律规范的增多。比如
公司法，最早的公司制度，仅仅是国王对成立公司的一份特许状，而资本主义时期的
公司法，注重公司设立的资本制度，因此，
公司法最为引人注目的原则是“资本三原则”，这个时候的
公司法，尽管也规定了董事会等内部组织，但主要是财产关系的角度，从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角度而制定的。而在我们这个时代，
公司法的主要话题变成了股东权保护、证券欺诈、收购兼并，我们的
公司法专家们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到了公共利益、社会安全、组织管理关系调整。
今天的
公司法连董事会秘书的职责都由政府的法律来加以规定，我们国家到海外上市公司的章程，几乎全部由国家一手包办，163、新浪网上市完全仰证监会之鼻息，现代
公司法已经成了“有关经济的法律制度”的核心，任何公司，尤其是大公司，完全处于国家的监控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将
公司法说成“私法”，只能是一相情愿而已。不仅公司如此，讲求自由和平等，依赖于民事法律关系的
票据法，其地位已经被倍受监控和毫不自由的
证券法所替代。可以说，众多的与经济生活相关的法律部门已经被大规模的“公法化”了，已经成了“新瓶装旧酒”的法律部门。
私法公法化的途径，又可以分为两种，即这种强行性规范是程序上的还是实体上的。
程序上的私法公法化，比如登记、备案、审查、核实等，这是比较低级的“公法化”，比如民法中许多物权制度，租房、买房等需要备案；成立企业需要到工商管理部门进行登记（美国则是到州务卿那里去备案），进入敏感领域需要政府签发许可证等等。这表明了国家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化要求，在没有进入实体性的管理时候，这种公法化仍然可以在民法中得到解决，即民事法律行为要件的增加。这种公法化就属于传统的商法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