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我国政府应对今年“禽流感”疫情过程中的行政法问题
黄韶鹏
【关键词】禽流感 依法行政 行政合理性 行政立法 行政补偿
【全文】
近三个月以来，继2003年的“非典”和2004年的“禽流感”疫情之后，我国部分地区爆发“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此次疫情的严重程度大大超过去年，并且出现了“人禽流感”病例。如何有效地应对和消灭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保护广大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无疑是我国政府连续第三年面临的又一次重大挑战。“禽流感”无疑是一场灾难，但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政府在应对这一重大事件过程中的表现无疑是“行政法治”进程中的一次“大考”，我们从中可以集中地检视我国政府近年来在行政强制、行政立法、行政补偿等方面取得的成果以及存在的不足。有专家学者对此次疫情中的依法行政等问题做过论述，但论述深度和广度稍显薄弱；[1] 而其他学者多从“国家补偿”角度入手进行分析，但内容过于单一。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拟对我国政府应对禽流感过程中的行政强制措施、行政立法、行政补偿等问题进行较为具体和全面的述评。
一、控制、扑灭高致病性禽流感疫病的行政强制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一）依法行政原则
在今年控制、扑灭高致病性禽流感疫病的过程中，我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是将高致病性禽流感疫点周围半径3公里范围划为疫区，将疫点及其周围半径3公里范围内的家禽扑杀。此外，我国还对疫区周围5公里范围内的所有易感禽类实施了疫苗紧急免疫接种，同时，在疫区周围还建立免疫隔离带。[2]
政府划分疫区、把疫区内家禽养殖户饲养的家禽全部扑杀、严格禁止疫区禽类产品流出等，是一种行政即时强制行为。行政法治原则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行政主体要依法行政，在实施这类使行政相对人（养殖户）的权益严重受损的行政行为时更需要依照法定权限、法定方式和法定程序。
先来看法定权限，即政府是否有权采取划分疫区、扑杀家禽和禁止疫区禽类产品流出等措施。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以下简称
《动物防疫法》）第
二十一条的规定，当“发生一类动物疫病时”，[3]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隔离、扑杀、销毁、消毒、紧急免疫接种等强制性控制、扑灭措施，迅速扑灭疫病，并通报毗邻地区。在封锁期间，禁止染疫和疑似染疫的动物、动物产品流出疫区，禁止非疫区的动物进入疫区，并根据扑灭动物疫病的需要对出入封锁区的人员、运输工具及有关物品采取消毒和其他限制性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