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评论2004年：降低权利救济成本是信访改革的第一步
胡健
【关键词】信访
【全文】
据《新京报》2004年12月6日报道，律师协助区长接待群众，帮助政府依法处理涉法信访将在宣武区制度化；宣武区司法局正式发出通知，律师参加信访接待日要成为宣武区信访接待工作的一项制度，长期坚持。而此前《新京报》10月12日也报道，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决定，凡省级领导下访去基层，必须聘请律师为随行顾问，商量解决涉法信访问题。
律师成为各级党政领导处理信访事件的助手，充分说明了各级政府对信访的高度重视，摆脱了政府包办信访的传统观念，积极寻求“外脑”的支持，建立适合新形势需要的信访机制，更为高效和妥善地处理涉法信访。因为律师作为社会中介，定位更清晰，地位更中立，解决问题的方式更灵活，化解矛盾的功能也更突出；让律师参与到信访的过程中，可以更加专业地解决涉法信访中的难题，有利于提高信访的效率，保障信访的效果。自1954年建立信访制度以来，律师第一次被纳入信访工作，使得社会力量获得了参与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机会，这是信访工作的一大创新，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但是，律师参与信访并不意味着信访机制的改革已经一步到位，律师在信访中发挥的作用依然受到一定的限制：北京市宣武区每周三上午才有一名律师参加区长接待日，帮助区领导处理涉法信访事件；浙江省党政领导下访的次数是有限的，随行律师的数量也更为有限。同时，目前律师参与信访并不收取任何费用，而是把有机会协同各级领导一起处理信访难题看作“政治荣誉”和“组织信任”，对于赢利性的律师行业来说，能否保持参与信访持久的积极性还得打上一个问号。律师参与信访作为信访机制的创新尽管已经制度化，但受制于维权的成本，实践中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检验。因此，信访机制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前提就是正确分析信访群众权利救济的成本；把公民维权的成本降下来，这是我们合理合法地解决纠纷，化解矛盾，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在转型期，各种利益结构不断调整、整合，一些社会深层次的矛盾集中显露出来，因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纠纷，酝酿矛盾。对于权益受到伤害、问题得不到解决的信访群众而言，救济自身权利的途径并不止信访这华山天险一条路：可以私力救济，通过私下的协商和他人的调解最便捷地解决信访问题；也可以向法院起诉，寻求公力救济，借助审判的权威性和执行的强制性维护自身的权利。但是实践中为什么这两种最起码的救济方式没有被信访群众采纳，而是选择了信访呢？任何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信访群众在寻求救济途径之时也会下意识地进行成本的核算和分析：信访者作为纠纷、矛盾中相对弱势的一方，在协商和调解中也明显处于弱势，话语权要么丧失要么受限制，要解决问题只能以牺牲或让度自身的合法权益为代价；而对于公力救济，信访群众更是忧虑重重，基层司法机关的腐败屡禁不止、部分司法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更为关键的是，如果选择了这种救济方式，无疑意味着较长的诉讼周期和较高的诉讼费用、律师代理费用，在结果尚且不确定的情况下，支付如此高昂的费用和机会成本，实在是得不偿失。正式制度救济的成本过高，对结果缺乏合理的预期，同时也由于中国 “惧诉”、“厌诉”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公民在纠纷得不到解决、权利得不到合理救济的情况下，信“访”不信“法”，放弃了本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有力的武器——法律，而是走上了上访之路，通过制度外的纠纷解决机制信访来寻求权利救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