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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的研究上，解释论者主张用“理解”来代替“批判”。加达默尔认为传统必须借助理解，才能得以延续。离开理解人类无法沟通，亦无法认同一种文化。反之，沟通必须在同一文化氛围中进行，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因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语言习惯，十分不易。因为每一种生活方式都由一种独特的理性所至，而一种理性难以用另一种理性来解释。因此，两种不同的文化无法放置于同一层面上加以对比。而西方的文化人类学者，往往以自身文化的价值尺度去考量它种文化，以偏概全。
对文化沙文主义的批判，并未使问题得到解决。加达默尔认为，只有认清自己的文化，才有可能了解别的文化，或者只有理解文化在自身传统中的意义，才能认识文化在它种传统中的意义。这样，两种文化之间实际上进行了沟通。理解也是一种创造：即形成了各种文化的对话，也丰富了一种文化自身的内容。
“批判”的概念经过不断演变，其准确内涵难以把握，但至少常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批判仅指对研究对象赋予消极的价值判断，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批判；广义的批判不仅指对研究对象进行正反两方面的评估，同时还指对其所作的“中性”界定，如章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以及波普对“归纳推理”的批判。今天，“批判”往往在“广义”上使用。因此，理解实际上也是一种批判，至少是批判所不可或缺的基础。
三、批判的对象
宏观地看，世界上只有两种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微观地看，两种文化内部又各自呈现多样性，因此，把握其内在的规定行事认识文化异同的关键。东方文化以中国文化为代表，但中国文化不完全等同于东方文化，尚有印度文化和日本文化与之媲美。西方文化产生于欧洲，而传统的欧洲文化，除去自身的多样性外，还有现代的美国文化与之并列，也不完全等同于西方文化。
东西方文化同是人类历史的产物，谈不上孰优孰劣，正所谓“江山相形，不相让”。不过，在文明进程中，各种文化可能出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无论是所谓的“母性文化”，还是所谓的“父性文化”都并非封闭的，所以难免发生交流、交融甚至一定程度的同化。当然其方式并不一定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认同的方式。在战争史上，野蛮战胜文明屡见不鲜，而在文化史上，野蛮战胜文明绝对无有。至于文明是否就等同于现代化，而现代化又等不等于西化，也即是说，是否以欧美模式为唯一标准，这一点已经在或迟早会达成人类的共识。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包容性极强，和域外文化的交流由来已久。如果说佛教文化是经过一番争斗，最后才以大乘佛学的形式被接纳的话，基督教文化除了马可波罗，利玛窦和汤若望等一批文化使者的历史作用外，更是在近代枪炮声中进来的。无论如何，中国文化已经与西方化了，进行了自愿的或被迫的交流。也就是说传统和现代的中国文化，已经具有某些西化成分。即使马克思主义，任何人也不能否认它是一种西方文化。廓清今天的中国和西方文化，的确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关于文化一词本身，因观察角度不同，可赋予其各种特殊的定义。就其内涵而言，从表层看，可分为狭义的文化：政治文化；和广义文化：科教文商。从深层看，宗教与哲学已构成了文化的精髓部分。而一种文化的基本形态则是国家生活。这样，关于文化问题争论的焦点，就投射到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主体意识形成，及其与国家建构的关系问题上了。究竟人是行为的目的，还是权力的工具？个体与群体的价值孰高孰低？能否调和？个人在这一思想架构中，怎样认识自我？个人与他人，群体中的每一分子之间的基本关系如何？国家制度怎样运作？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似乎形成了中西文化的基本分野。然而问题并未就此为止。极端的自私自利与“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两种现象在中西文化中，都绝非稀有。在西方，人不论是希腊哲学意义上的“政治动物”，还是耶稣基督意义上的“宗教动物”都是“社会动物”。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其关于上帝与人的学说中，都十分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以及个体与群体的辩证关系。并认为，人对神虔诚与否，必须经受同类服务的检验。从宗教意义上说，所谓“原罪”只有通过对他人行善，才能最终被赦免和救赎。不论欧洲的基督教文化还是古希腊文化，都将个体定位在“你我”式的人际关系中，也即是启蒙时代康德的“绝对命令式”：个人能享有的仅是一种有规范的自由——理性的自由。换句话说，个人有自由，同时也有义务，在上帝面前对其错误言行负责。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导致个人主义观念的产生，虽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并非西方改革者与启蒙者的初衷，工业革命时期出现的社会主义思想，则是对个人主义的否定之否定。而那个时代的文化思潮，也同样经历了理性——非理性——情感理性，这样一个正反合的过程。今天的西方文化，尊重个人的价值与权利，同时并不否认“公益”原则上高于个人利益，但不像东方强调个人、集体和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以取得协调，而是将个体与社会摆在一种“紧张关系”中，以达到平衡。就这一点而言，东西方文化有某种殊途同归的味道。西方的理性主义观发展到现在已出现了多种形式：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经济理性和政治理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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