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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中国，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面临着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问题，也就是说“继承”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文化本身具有的连续性特点所决定。文化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势必为文化群体的后人所接受，但又不可能被全盘接受。换言之，“继承”不是一个应不应该继承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继承的问题。对继承的对象——文化加以分析，就是一个批判的过程。同时，对一种文化的“继承”过程中，又难以避免对它种文化的“借鉴”，所谓“有比较才有鉴别”。这也是一个批判的过程。然而，是作“反面教材”也好，或是作“参照系”也罢，都必须认清“借鉴”的对象，特别是要把握其本质。换句话说，“借鉴的是什么”要比“应该借鉴什么”的问题复杂的多。我们常常被后者所困扰，其实正是因为对前者的困惑所至。有害的是，我们自以为十分了解借鉴的对象，但事实上，对其轮廓还没有一个最起码的认识，这样当然无从“借鉴”。更加有害的是，当我们对自身还缺乏了解的时候，也就是说，还不知道我们的真正需要所在，如何谈得上“借鉴”？这绝非某种虚无主义，而是任何民族都应有的自知之明！
二、批判的理念
近代批判学说产生与康德的知识批判论。
康德的批判哲学曾经导致了一场巨大的精神运动：“与其说是通过他的著作的内容，倒不如说是通过他在著作中的那种批判精神，那种在当前已渗入了一切科学之中的批判精神”， 并开创了一个所谓的“批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可以称为批判的时代。没有什么东西能逃避这批判。……因为只有经得起理性的自由、公开检查的东西才能博得理性的尊敬。” 康德试图解决理性与经验的矛盾，却将主客体全然对立起来，致使其批判一开始便遇到一个难题：批判“认知”的目的，是为了确立检验知识是否为真的普遍标准：而批判本身又必须是真知，否则批判不为真。然而假使批判本身就必须是真知，则批判的基础何在？ 黑格尔认为认知循环的问题，是所有主客对立观念不可避免的困境，而批判则是这种对立的表现。批判哲学的问题在于不够深入，因为批判必须是无条件的，且依赖先于批判而存在的事物，这些事物既是批判的对象，又是批判赖以产生的基础。所以应以“反思”代替“批判”，通过否定之否定接近绝对真理。黑格尔将此批判推进了一步，同时又将其相对化。黑格尔的这些思想为马克思所继承，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对象是劳动。哈伯玛斯认为，马克思对批判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看出了生产方式中的异化现象。哈伯玛斯本人主张，批判是一种辩证的综合，社会科学只有引入批判，才算得上真正的社会科学。批判是要将实证与解释之优点结合起来，同时又超越两者的对立，最终达到自我“反思”。 波普的批判理性则触动了一切批判学说的核心问题。他认为，只有可检验的陈述才能视为科学，而形上既不能被证实亦不能被证伪，因此不是科学。批判依然是波普哲学中的最重要的概念，同时又是最基本的方法。在他那里，批判意味着将认识置于理性之辩难中，对所有的，特别是对匆忙的结论提出质疑。只有这样，认知的其他过程：检验和校正才能得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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