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探源：背后的症结
1法官的角色
首先，究竟由谁来执行？——当我们看到那些身披法袍、象征着权威的法官们颠离于执行路上，当他们由被动变为主动，由超然变为功利，由权威变为权力的时候，我们或许会问：由法官来担当执行的角色，是否是种错位？
身负司法权的法官，裁判是他们的天职。诉讼一定是一种“三方组合”，控辩双方应地位平等，均衡对抗，不能拥有特权。这就必须凸显法官的裁判者地位，法官须永远保持中立的，不偏不倚。程序正义的重要一点，就是营造法官的中立性。它关系着诉讼构造的合理化、正义的实现和程序的公平，“法官在抗辨之中是公平和合法的保证者”他须是一个决断的人，也要是很好的聆听者，他们“应该超然、中立的主持法庭，他们被期望根据一定场合的事实适用法律，不能让个人的观点或偏见影响决定。” 否则“法官就不复存在了”。 而认为法官只是“穿一件……长袍和任职宣誓，不再是一个人，被剥夺了所有爱好，成为一个无感情的思考机器，是一个危险的神话”。因此如何从程序上保证法官的中立就成为必须。同时，法官还须是被动的、保守的，它不能像行政权一样主动而积极。而我们的执行中，执行局或者是执行庭的设置，其组成人员仍然和审判庭一样，都是法官，一样存有审判长制，且不管审判长是一种领导职务还是一种资格，是临时的还是固定的，它们既对执行案中的异议等进行裁决，又对某些法律文书进行审查，同时还肩负执行任务，执行权与裁判权纠合一起，法官角色与执行员角色重叠，司法权与行政权尽然“异途同归”了，还谈何分权与制约？而“当一个国家整个的司法体制处在这么一种我审判我执行的状态时，那是非常危险的。”
当然这种危险不仅源于它的约束机制的匮乏，同时也缘自深受法外因素的施压。就像“公检法”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短语一样，法院看上去似乎并不具备一种单独的权威，这是法院长期以来作为政府附庸角色带来的一种政治上的弱势，一种在行政权威面前多少显得怯懦的地位。“不要问法院能为政府做什么，而要问政府能为法院做什么”。可是过于浓厚的行政色彩，有时军事化的作风，一方面受制于各方压力，另一方面却是不够约束的权力，这在执行程序中体现尤为明显。我国司法实践中，由法官履行执行职权，他们身披法袍，还要承担行政官的主动职能。这对执行权性质的定位，往往起到了惑众和干扰的影响，同时也降低了法官的权威性——这种权威部分程度上应当是来自法官的清高和保守的，而不是主动冲锋陷阵。因此，摆正执行主体的位置，是首要的。对于执行权的分配，前提便是公力救济取代了私力救济，执行权成为一种垄断性的国家权力，因为私力救济不存在应归属何种国家机关行使的问题。
2 程序还是结果？
正义是法律的灵魂，而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取舍，总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前者确保结果的准确性和正确性，后者则关注达到结果所运用程序的公平与正当性。当然这些争论大多是针对诉讼程序，并且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程序正义的实现，那么在执行程序中，是否同样存在程序与实体正义的冲突？——究竟重要的在于过程还在于结果？程序和结果，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得时候，我们何去何从？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以执结率——结果来衡量执行的成败？
在执行程序中，基本不再需要继续对事实真相的探求，因为诉讼程序已经给了我们结果。法院的强制执行程序与实体审判程序相比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案件纠纷已是相对地尘埃落定，获胜一方的当事人主张权利已经有了法律依据。为此，法院强调最大限度地保障和实现实体审判确认的内容，甚至唯执行结果而是求，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昭示了执行人员忠于职守的品质。但是，法律规定的执行程序，还意味着案件执行是一个有着一定规则、次序运作的过程。如何展开执行活动，尤其是强制与对抗汇合在一个焦点的时候，执行人员的一举一动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都会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地反映出来，不仅为执行申请人和被执行人看得真切，也为整个社会所关注。在执行实践中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执行人员圆满地达到了执行结果，却因执行程序的不公正，使人们减弱了对这一结果肯定的程度，甚至怀疑实体审判确认的正确性。反之，由于执行程序的严谨和执行方法的周全，足以使客观造成的法院执行不能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并因执行程序的公正性赢得申请执行人和整个社会的喝彩。为什么会产生这一效果呢？就在于执行程序中存在着独立价值，或叫程序价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