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割裂法律与宗教带来的灾难，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而要重新统一法律与宗教，首先必须克服渗入了一切分析形式的二元论思维模式。这种克服不是简单地向以往的历史复归，而是在更高的水准上达到辩证的综合。伯尔曼认为，新的时代将是一个“综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非此即彼’让位于‘亦此亦彼’。不再是主体反对客体，而是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不再是意识反对存在，而是意识与存在同在；不再是理智反对感情，或者理性反对激情，而是整体的人在思考和感受”。(第114页)这意味着法律与宗教都将扩展到其他学科、行业和社会进程，意味着法律与宗教的解释者、观察者不再把它们看成是认识对象，而把它们理解为自己也参与其中的事业。如此，则法律与宗教的固有畛域必将消失，正义的便是神圣的，神圣的便是正义的，(在最高的层次上面)否则，既没有正义，也没有神圣。
　 　　在伯尔曼看来，这便是未来的新时代。然而要进入这新时代，仅凭综合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对于新时代的信任，有全身心的投入，而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新生与再生。这里，伯尔曼提出了再生的概念，从而把我们带入到一种深邃而又充满激情的经验之境。这是一个社会精神上的死亡与再生，这种死亡与再生不只是观念与行为或者意识形态的激烈改造，而是超越法律和宗教的。
　 　　表面上看，二十世纪的人类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足和强大，但实际上，我们又可以说，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匮乏和孱弱。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问题，每一种问题都有自己特殊的原因，但是在所有冲突之后，都有一种更根本的原因，那就是“群体意识的失落，创立团体之能力的丧失”。(第122页)在伯尔曼看来，这也就是死亡的体验。
　
　 　　四
　
　 　　所有这些，听上去显得那么遥远，但又似乎颇为切近。东方与西方，置身于同一个星球，面临同样的困厄。然而，同一种大背景下面，不同人群面临着全然不同的问题。
　 　　伯尔曼谈到的那种理性思维与心灵感受，或者，客观观察与主观体验之间的分裂，在我们也不能算陌生。但是运用二元论的结果，我们要么把人看作神，要么把人当作奴隶。表现在这里的种种笨拙，其实恰好说明，二元论从来不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传统乃是和谐，和谐的最高境界乃是人、物、自然、宇宙的交融于一。这不是主体与客体的交互作用，而是“物我两忘”，“物我不分”。同时，这种和谐的观念又带有强烈的道德意味，而这正是我们全部文化最为根本的特征。
　 　　我们的法律并不是西方人惯常理解的那种，毋宁说，“它们不是法律，反倒简直是压制法律的东西”。(黑格尔的评语，见其《哲学史讲演录》卷一，第119页)它是执行道德的工具，是附加了刑罚的礼。这种道德化的法律与法律化的道德其实应叫作礼法，一如希伯莱的法律只合名为律法。道德无所不在，法也就“包罗万象”，但是对于个人来说，法不但意味着国家的暴力(刑)，通常还是耻辱的象征，因为它所惩罚的，总是不道德。于是，它又成为正常生活之外的东西。所谓“出于礼则入于刑”，这既是合，又是分，它表明我们古代的法律只具有否定价值。这样的法律，自然不具有(也不要求)神圣性。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能唤起人尊崇，甘愿践行其原则的，是德与礼，而不是法(刑政)。这些，不仅有别于西方历史上受基督教影响的法律，而且不同于希伯莱法或者伊斯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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