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推迟答辩申请的时候，必须要说明理由，征得导师的同意才行。而且即使有正当理由，导师同意推迟一次，已是破天荒的事儿。所以每当我拿着填好的申请，请赵老师签字时，心中的忐忑不安，可想而知。对于我列举的申请推迟的所谓理由，自然是瞒不过先生。但先生从来都不当面道破，而是事后督促我抓紧。这在我的日记里都有记录。例如，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赵师电话，让写论文。”九月十日：“刚起床，赵师电话，让下午参加教师节表彰大会，嘱十月底将论文抓出。”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晚上，去见赵师，促余早作论文。”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赵先生催我写论文。” 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九九九年末，先生在赴香港讲学期间，对我的论文答辩一事，也无时不在念中。这一点从先生托王利明教授转交我的信中，即可一览无余。
　　张谷同志：
　　你好！来港后一切顺利。我离京前曾向小谭要了一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申报表。我已填好推荐意见，你可问一下小谭，是否你就在这张表上填写后交他报研究生院。如需要另表，就把我的意见转抄或转复印过去。
　　论文修补的差不多了吧！抓紧打印，一定赶在12月初以前（规定时间）交小谭，以便按时答辩。我在12月下旬返京，可能赶不上你的答辩了。答辩委员，校外请谢老、魏振瀛、崔建远。如他们中有无时间者，另请哪位以及校内答辩老师，均请翼飞同志确定。
　　祝
　　答辩成功！
　　　　　　　　　　　 赵中孚
　　　　　　　　　　1999，11，18
　　平心而论，先生对我如此宽容，事实上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因为当时的确有人说过一些风凉话。
　　今天，回过头来仔细体会先生当年的作法，不仅体现出先生对于年轻学生的负责任，也表现出先生对于学生自由选择的尊重，他将民法的平等精神融化到教学实践中，身体力行之。先生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确实做到了“当行而行，当止而止，不过于用其明而恣其威”。先生之所以这么做，至少是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判断：倘若从个人利益考虑，一般人都希望提前答辩；倘有人非但不提前，反而要延迟，其为学也，不计功利。所以从先生身上，我看到的是杜工部说的“洞彻有清识”（《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也就是中孚之象所代表的“明以照之”。
　　风行泽上，无所不周，其犹信之被物，无所不至。这就是我所认识的中孚先生。
　　2005年10月8日晚
　　　　　　　　　　 于燕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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