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晚，民商法教研室全体同仁聚会，祝贺先生的七十华诞。次日晚，先生的学生们雅集于雅月餐厅，为先生做寿，叶林、林嘉、刘兆年、郭锋、官以徳、汤欣、查松、薛峰、李井杓等参加。次年，先生从教学岗位上退下来，但院方仍然返聘先生指导博士研究生。近两年，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聘请先生担任法政学院名誉院长，先生二00三年、二00四年还要南下给学生讲课。所以说，一字之易，缘结法学，此乃天命，先生也就率性而为，一路走到今天。
　　答辩延迟 至再至三
　　我在博士论文答辩的事情上，因着自己的任性，曾经给赵老师增添了许多麻烦，但先生待人以宽以诚，至再至三地原谅我、成全我，甚至连自己的令名也不顾惜。对此我一直心怀愧疚。
　　这件事儿得追溯到我报考博士研究生的动机。我之想考博，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读书。想读书，是因为战栗于时间的无情：若以八十为度，人生不过二万多个日夜。倘能日尽一书，原也不过二万余书。刨去因为上学而不得不读教科书的时间，真正能随心所欲读书的时间就更少。何况有一些必不可少的睡觉吃饭、会客聊天，得占去相当一部分的时间，上帝留给我们的时间实在少得可怜。我们还得去学会爱和创造、还得应付疾病苦痛。如此七折八扣，生命的“净值”还剩下多少？人生如朝露，方生方灭。
　　要想读书，既得有闲，又得有点儿钱。适合于读书之地，莫过于寺院或校园。一切朝九晚五、需要坐班的行当，自不会考虑。六根不净，释门难入。如此便只有作教师这一条路。而要做教师，没有博士学位不成。上海那时没有一家大学具备法学博士的授予权，而且民法的博士点也都在北京。鲁迅先生的日记，钱宾四先生的《师友杂忆》，勾起我对文化古都的无限向往，这多少抵消了自己对北方饮食方面的顾虑。一九九三年，人大民法的博士生导师就赵老师一个人，所以当年民商法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也只招了我一个。我是应届硕士毕业考上来的，岁数小，难免年轻气盛，器小易盈。
　　那时有人说法学幼稚，我也就幼稚地认为：法学乃雕虫小技，法学界多的是有知识没文化的人。平时过先生处，最喜欢听的也是法学以外的掌故，诸如顾绣、海运仓、果子市的商铺、珠市口以东天坛以北的古代水道之类。在读期间，我镇日里东跑西颠，人大的书摊，北大小东门外边的书摊，中国书店的各个分号，什么海淀的、灯市东口的、西单的、新开胡同的、西绒线胡同西头的，琉璃厂的书肆，隆福寺原修绠堂的所在，无不履及。访书、买书、读书、校书，几乎到了玩物丧志的程度。
　　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博士生的学制一般以三年为期，因为学习费用、生活费用概由国家负担，国家自然不可能无限期地负担下去。偏偏我又上了林毓生先生的当。林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一书里说，芝加哥大学的乃孚研究所，培养博士用的是“比慢”的功夫。要求学生精读原典，鼓励学生的创造性。这样一来，没有四、五年是拿不到博士学位的。我便觉得培养博士，限期答辩，不合规律。其次，按照人大法学院的要求，博士学位论文字数不少于12万。但我认为真正属于自己的观点，只要五千到一万字即可尽述，硬是要我长篇大论，无异于“掺沙子”。当然，自己生性散漫，受不得半点压迫，喜欢无拘无束地看书，紧张不起来，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后来留校任教，教学任务、《民商法学》的编辑任务压过来，无暇再重拾论文。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申请推迟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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