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类型 刑事诉讼法学 侦查学 犯罪学 法理学
引证数 498 161 27 66
% 66.22 21.41 3.59 8.78
（表六：三卷《侦查论坛》刊载论文的内部引证知识类型结构分析）
（三）谁影响了当前的侦查学研究
对三卷《侦查论坛》的引证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孙长永教授是被引证最多的一位，共被引证50次，其中他的《侦查程序与人权——比较法考察》一书被引证42次，《沉默权制度研究》被引证8次。其次是何家弘教授共被引证23次，与对孙长永教授的引证集中在《侦查程序与人权——比较法考察》和《沉默权制度研究》两书不同，研究者们对何家弘教授的引证情况较为分散，既有对其在证据学方面的著作的引证，如《中国证据法学前瞻》；也有对其在侦查学方面的著作的引证，如《外国犯罪侦查制度》。然后是樊崇义教授共被引证22次，引证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其有关侦查模式问题的论文及其主编的《
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一书。引证中排在第四位的是日本刑事诉讼法学者田口守一教授，共被引证20次，但是对他的引证完全集中在其著作日本《刑事诉讼法学》教科书上，而且主要集中在几篇论文当中。 陈瑞华教授被引证19次，主要集中在其《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一书的引证，共18次。宋英辉教授被引证18次，主要集中在其《刑事审判前程序研究》一书和其翻译的《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的引证。而作为侦查学理论界的权威，郝宏奎教授只被引证11次，邹明理教授被引证10次。 这确实有些出人意料。
在这些被引证次数达十次以上的学者进行简单的分类，我们发现，除了郝宏奎教授、邹明理教授、何家弘教授可以归类为侦查学研究学者外，其余均是在刑事诉讼法学界知名的学者，而且何家弘教授本身就是刑事诉讼法学界方面的专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前的侦查学研究中，研究者们对法学学科的内部知识引证中更多地是受刑事诉讼法学的影响，而既有的侦查学研究成果对当前的研究群体的影响要小得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即在三卷《侦查论坛》所刊载的参会论文中，以侦查法治化为主题的论文构成了文集的主体，而前述刑事诉讼法学学者都是近年来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主张人权保障、程序正义的代表，他们的相关著作也是近年来在研究侦查程序法治、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侦查程序法治化方面的经典，特别是孙长永教授的《侦查程序与人权——比较法考察》一书首次在国内系统全面地对西方法治国家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制度进行了介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侦查程序法治与人权保障方面的启蒙读物。因此对孙长永教授和该书的引证位列第一也就在情理之中。但是，对我们侦查学理论研究群体来说，是不是到了该我们努力的时候了呢？
学者 孙长永 何家弘 樊崇义 田口守一 陈瑞华 宋英辉 郝宏奎 邹明理
被引证次数 50 23 22 20 19 18 11 10
（表七：三卷《侦查论坛》论文引证数达10以上被引证统计）
五、余论
也许三卷《侦查论坛》并不能代表当前我们侦查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和前沿，也因为全国侦查学术会议只召开了三年，而这三年来中国的法学研究的大背景决定了侦查学理论研究者不得不受法学研究这一大群体的影响。在缺乏更长时间的、更大范围的可用数据库的情形下，笔者的前述分析很有可能是以偏概全，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偏颇的、错误的、个人化的。但是，在连续三年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出现了绝大数与会论文的主题、焦点过于集中的现象却并不能说是件好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我们大部份从事侦查学理论研究的同仁们都跨错了专业槽，或者说在我们的专业槽中添错了料。我们如果回过头来看看被我们作为侦查学诞生标志的汉斯.格罗斯的《侦查学手册》，以及那些我们认为在侦查学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和技术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始发意义上，离开了自然科学技术，侦查学便无从建立，[1] 但是，我们当前的侦查学研究却远离了自然科学技术，远离了侦查学诞生的科学基础，在侦查法治化这一诱人的前景和热闹的话题之下迷失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