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对高老师的这个长文章还是充满欣赏之情的。他洋洋洒洒地从西方思想史的重要关节点开始梳理，从而得出一些结论来。这个结论对于我们法学界的学者和同学们思考我们国家的法治问题，跳出我们传统上、字面上理解的那个法治主义的陷阱， 掌握西方法治的一些真精神，还是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的。我就讲这么多。
张千帆：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全喜教授、李强教授在一起谈谈关于立宪政治的问题。高全喜教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就是日常政治和非常政治。我这儿好话也不多说了，反正我谈谈自己的想法。
他们两位教授刚才谈的角度呢，就是从理论、理论家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和我们理论的关系不是很大。我也读过卡尔•施米特写的一些东西，老觉得读不懂，不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或者他为什么这么说。最后我就得到一个结论，可能就是他这么写，那就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那个时代，有一些我们不是很容易理解的东西，造成了他的思维。我觉得日常政治和非常政治是一个很好的视角，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有些国家是日常政治，刚才全喜教授也提到，英美的普通法体系国家，都是日常政治的典范。还有一些非常政治，像魏玛共和国呀，德国1949年以前基本上都是非常政治。中国从清末到民国到1949年以前乃至现在，我想全喜教授其实也同意，我们现在还是处于一个非常政治阶段。那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有些国家是日常的，有些国家是非常的？我觉得这主要是因为一个政治制度的关系。什么是日常政治呢？我觉得就是老百姓一般呢，就坐在那儿不动，就是每四年或每几年出来选举一下。选举以后呢，就把一些新的人弄上去了，他们上去以后呢，可能会制定一些新的法，这个也不一定能保证。但是每一次改选都导致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改动，从而引发社会政策的一些改变。日常政治并不是说不变，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变是一种连续的变化，没有非常剧烈的、断裂性的变化。非常政治呢，就是什么都可能发生啊，高老师也提到几个政治体，就是那种全盘的、大规模的、彻底的、根本性的变化。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理论造成的。一旦面临非常政治的关头，理论家的建议或者愿望都是无能为力的。到了魏玛共和国，卡尔•施米特强调一个什么
宪法的决断者。如果国家的
宪法非常绝望地需要一个决断者，一个合适的决断者肯定不会出现。最后出现希特勒，这个时候再呼唤决断者已经是没有用处。
那么为什么会有非常政治这种现象？最根本的就是，社会结构和政府之间发生断裂，也就是政府的利益、掌权者的利益和社会多数人的利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当然一股社会利益和另一股社会利益之间也有不可调和的冲突。这种冲突一般会用革命的、暴力革命的方式解决，这就是非常政治的问题。大家可能会想到，为什么在某些国家会产生非常政治，而其他国家产生的是日常政治？最关键的因素就是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怎么样？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我讲，这个答案本身就是个问题。因为在很多国家，民主，你要产生却产生不了，像拉美国家，像中国，以前转型时期也多多少少出现一些民主政体，但多半都是昙花一现。像德国魏玛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造成了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差别。刚才全喜主要是从普通法和欧陆来讲的，我觉得这完全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普通法国家也完全会出现非常政治，大陆法国家也完全可能出现日常政治。像现在大陆法国家，法国、德国，我觉得它们就是一种日常政治。所以，日常政治和非常政治跟理论关系不是太大，跟这个国家法律上的风格关系也不是太大。最关键是在于它的政治制度。我刚才说到，全喜教授也提到，美国是一个普通法国家，它也发生过三次所谓的非常政治。阿克曼是不是也主张这个观点？这三次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些小的非常政治。美国有个政治学家叫作伯纳姆，他是专门研究美国政党结构政治结构的。他说，美国大概每二三十年在政治上会发生一次大的调整。为什么在普通法国家（包括英国，英国其实你看它是连续的，它也有不连续的时候），在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普通法国家，还是会出现非常政治？这是因为，它政治上的调整没有及时跟得上社会结构的调整，所以它逐渐会发生一种错位，这个错位发生的又不足够的远，所以，过了若干年之后啊，一般是几十年，这个社会经济在不断的发展，这时候政治家及时完成了一次转型，再把政治和社会结构再重新调整一下。这就是所谓的日常政治中非常政治的规律。
但是大家注意到，我们在这个地方所说的美国的非常政治跟我国的非常政治还有德国魏玛时候的非常政治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我觉得不能把阿克曼研究的美国的这个非常政治，和施米特魏玛共和的非常政治相提并论。美国这个时候虽然也是非常政治，但它的错位是一个特定方向上的错位，而不是一个全方位的错位。到了魏玛共和，施米特注意到的这个朋友和敌人的冲突，它是专制政体下的冲突，跟民主政体下集团和集团利益的冲突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美国这几次大的转型（除了美国内战，美国内战也是一个很特殊的问题，就是关于奴隶制的问题，但它会涉及到一些很根本的分歧）到后来的公民权利运动，都是在特定方向上的错位。所以，它是建立在一个总的来说比较一致的基础之上。所以，你看到，它这种非常政治基本上可以通过日常的方式解决。但是，专制社会面临这种日积月累、最后导致全盘的政治和社会割裂的情况，这个共同点就不存在了，所以最后一般是通过革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想表达的解释日常政治和非常政治的问题。大概我们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就是没有迈过这个坎儿，我刚才说了这个问题就是答案本身。你完成了民主的转型之后，并且民主能够逐渐地巩固深化，那么你这个时候就基本上从非常政治进入到日常政治了。当然这不是一厢情愿，它需要政治结构，这个问题其实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提出来了，就是所谓的比较稳定社会就是中产阶级占多数的社会；如果是两极分化的话，即使你实行了民主制度，这个民主也是维持不下去的，因为，这就发生了施米特所说的社会之间的这种敌我关系。
那么最后，我想，就是这个评论的意见，就是全喜教授所提到的，对民主表达的这种不信任。我觉得不信任是有很好的根基。无论从发展中国家来看也好，我们国家经历了很多次的失败，拉美国家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可以说，大多数进行民主试验的国家都失败了。除了我们周边的像韩国、日本，有些成功，在某种意义有些成功，但是很不完善。包括我们台湾地区还有香港这些很有限的试验是比较成功的例子。但好多国家可能都是搞了一段就搞不下去，等于陷入泥潭之中了。但是，我觉得，首先，这种疑虑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把这个希望，我不知道理解的是不是正确，就是全喜教授体现出的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救星式的情结，希望有一个超越党派利益的政治家站出来，能够帮助我们完成这种根本性的跨越。我觉得这一个可能是不现实，第二也很危险。我们最近的历史，我就不说了，最后导致一场大的灾难。最后有一个根本，就是我觉得，全喜教授过分地把国家利益理想化，认为这个是个超越利益。因为，在我看来，我最近发表过两篇文章，谈论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我觉得其实是没有什么国家利益啦，国家利益就是党派所代表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所以，你期望有一个超越党派利益的人站出来，这也是不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最终我们可能还是需要通过某种方式，通过党派和党派之间的这种斗争和妥协，最后也只能通过这种党派之间的偏向，最后把这个偏向综合起来，最后我们才有一个正当的国家利益。我想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进入所谓的真正的日常政治。好，谢谢！
陈端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