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围绕“浓厚的超职权主义的行政色彩”进行改革的观点——两种偏差
我非常同意我国存在行政、司法界限混淆的严重问题。我国历史上长期处于“诸法不分”的封建社会。上自皇帝，下至县令，都是集行政、司法大权于一身。中国古代的司法史，其实就是行政史。至今，我国的政体仍然保留着“行政主导”的传统。这是历史积淀造成的现实。
贺卫方所著《司法的理念与制度》里提到中美两国司法界交流时美国联邦巡回法院的大法官Reevley的一句话，讲得非常深刻：权力惟其有限，方才有效。司法机关的本职应是司法裁判。执行本应是对司法裁判结果的强制性实施方式，也是司法行为的一部分，或者说，执行权也是司法权的一部分。正如刘艳芳 、於恒强在《民事执行的司法性质分析》一文中所指出的，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性的权力，是基于当事人的诉求，对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依法作出裁判。那么，执行也应该是司法机关（特别是司法机关的执行部门）处理执行纠纷案件的行为，而不是一种主动性的行政执法行为。这一点，在我国法学理论界（似乎）已基本形成共识。
但是，目前围绕“超职权主义”弊端的司法改革思路，似乎出现了两种偏差。
一种是片面地进一步强化执行的强制措施。这种误区的理论基础是：执行就是依据法院的正式裁判文件，采取强制措施，使胜诉一方的债权得以实现。这就使对方当事人及涉及诉讼程序的其他各方诉讼权利受到了忽略。这不仅违背了司法的规则，而且这种主动积极的、偏向于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有损于法官的公正形象，不利于树立司法的权威。我不赞成片面扩大法院在执行方面的权力和权能。我在英国查阅了有关英国民事诉讼的著作和资料，发现英国的法院，不论是高等法院（the High Court）、郡法院（county courts）还是上诉法院（the Court of Appeal），其职权都仅限于依当事人的申请，对执行纠纷进行听证（information hearing），作出强制执行令（writ of fieri facias）、执行保全令（warrant of execution）和针对各种不同情况的执行令（various orders）；他们根本不主动动手去执行自己的裁判，而是由司法警察机关等执行。这样就大大减小了法院的司法风险；在执行出现纠纷时，纠纷各方就是判决或裁定所定义的诉讼债权人和债务人（the judgment creditor and debtor）以及执行方（the executor），法院依然超然地充当独立裁判人的角色。
另一种是偏差是倾向于单独设立独立于审判机关的执行机关，并将执行机构等同于行政执法机关。诚然，立法、司法与行政之间的界限不是绝对泾渭分明的。比如，行政机关有一定的行政立法权，可以制定各种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颁布行政法令；行政听证也被认为是一种“行政司法”行为。所以从某种角度看，司法裁判的执行，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司法行政行为”。但是，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行政听证是行政机关听取各方（主要是案件调查方和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决定或行政命令的意见，听取各方当事人对决定或命令中所涉证据的对质，然后维持或变更原决定或命令，再重新执行。所以行政听证虽然在形式上坚持“案件调查人与听证人职能分离”的原则，但总体上，听证方与再执行方都是行政机关，本质上依然是行政行为，它并不恪守“任何人不得充当自身案件的审判官”的原则，所谓“职能分离”也是带有“职能融合”色彩的有限职能分离。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职能融合”，是因为行政事务范围广、内容杂、专业性强，相对更强调效率。但是司法职能和司法行为的性质就不同；它更强调公正，因而相对更趋向于严格的职能分离。所以，是否将执行机构从法院系统独立出去，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关键在于，司法裁判的执行，本身也是一种司法行为，不是行政行为。我们完全可以将执行工作交由警察局等行政机关去做，但是千万不能忘记：他们执行的是司法裁判；他们的执行行为必须被限制在
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裁判设定的权限范围内。换句话说，千万不能忘记设定执行程序中各方的程序法权利和义务。
